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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是阳明后学经常提及并引起争论的话语,前者强调的是见在,即良知本体具有先验的完满性,并有当下完具地呈现自我之可能;后者偏重于现成,即良知本体具有经验的圆成性,并能在当下得以完整体现。见在良知是良知学内在逻辑的必然展开,现成良知更是将这种展开在实践经验层面推向顶峰,然而这一推进本身却包含着对良知本体消解的可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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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海 《东华理工学院学报》2003,22(1):18-25
王龙溪亲炙阳明最久,于阳明多所发明。他是否真的认本体为“无”而近禅?又是否真的消解工夫,一味讲求顿悟?文章从“良知现成”说起,力图从“四有”与“四无”、顿悟与渐修、事上磨练与静坐三个方面说明:龙溪之学以“有”为本体,“无”为工夫;顿悟渐修,上乘兼修中下;动静合一的特色。并描述其在晚明的影响,以期对龙溪之学予以准确定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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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珂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2):53-59
王龙溪的“四无说”肯定了良知对于道德判断和道德准则的决定性意义,凸显了道德价值的纯粹内在性,在理论上将王阳明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王阳明的致良知则通过“良知”的知是知非,为日常世俗道德准则留出了空间,在建立超越根据和肯定日常道德准则两者之间,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王龙溪的“四无说”在哲学史意义上重新回到孟子学说立场,在理论上则进一步彰显了心学传统面临的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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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昭炜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66-76
依据《孟子》的“良知”与《大学》的“致知”,阳明学向“致广大”推致;在此之外,《中庸》的“未发之中”“独”亦是重要依据,向“尽精微”深入。如同《中庸》的“致广大而尽精微”,两者共同撑开阳明学。通过病根喻与钟声喻,王阳明从反与正两方面揭示“未发之中”隐藏的风险与潜在的动能,并在天泉证道中综合之。三十年后,王龙溪发展出北辰喻,此喻保证“未发之中”指向正确(无病根),且无一息之停(动能充足)。由“未发之中”可拓展出良知三面:第一面是作为隐微之体的缄默维度(“未发之中”“隐”),第二面是作为显见之用的显性维度(“已发之和”“费”),第三面是前两面的统合(“独”)。前两面“通一无二”,呼应中国哲学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结合《中庸》的“费而隐”,良知三面之间多重互动,相互表达,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良知三面可对应无、有、有无之间,但亦有超出。与知识论对接,良知体用两面可分别对应德性之知(知)与知识(识),通过“转识成知”,可实现两者的统合,以知识锻炼德性。能力与动力之知均可归入缄默维度,是良知的深层动力之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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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频高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28(5):45-51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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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乡愿到豪杰到狂者再到出世间大豪杰,王龙溪以不同的人格状态,展开了自己的人生境界学说。在不断地否定和超越中,王龙溪显现出一种反讽姿态。王龙溪的境界学说既启迪了个体自身的道德成长,又让个体警醒到其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问题。借助西方伦理学的反讽概念,通过比较王龙溪与克尔凯郭尔等人反讽的异同,我们会更加深入地把握王龙溪人生境界学说的运思、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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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超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6(3):14-18,44
虚无、明觉为龙溪哲学的重要概念,它们具有紧密的思想关联,无论在龙溪对道德价值的界定上还是在其修养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多有人因此而批评龙溪入于禅。对这两个概念进行深入的分析,揭示这两个概念在龙溪哲学中的深刻内涵及它们之间的深刻联系及其在道德本体与修养实践上的意义,从而证明龙溪之虚无与明觉与禅是有本质不同的,不能因此而判定其入于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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