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心证制度模式考察--一种比较法的分析

自由心证制度以证据的自由评价模式为核心,同时包括所有规制自由评价的规则和制度.两大法系近代证据制度都以证据的自由评价模式为核心,采用的都是自由心证制度,但是由于事实裁判者、诉讼机制、审理形式以及法律传统等诸方面的差异,两者在规制自由评价的措施上迥然有异,形成自由心证制度的两种模式.     

自由心证的借鉴与吸收

大陆法系各国在刑事诉讼法中普遍采用的自由心证制度 ,多年来被误认为是法官可以随心所欲判案的资产阶级工具。今天 ,我们透过自由心证产生的社会背景 ,仔细探究它的现实价值的哲学基础 ,多方论证了自由心证决不是资产阶级所特有。作为文化遗产 ,它的科学性完全可以被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 ,并为之提供更加完善的证据判断标准。因此 ,我国的诉讼立法有必要借鉴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的解构与建构

自由心证制度是对法定证据制度的否定,相对于法定证据制度而言,它能够充分调动裁判者司法认识的主动性和增加司法认识过程的能动性,有利于案件事实的发现与司法正义的实现,本文从我国借鉴自由心证制度的概念及其原理开始论述,尝试对自由心证进行全新的建构。     

论民事侵权诉讼的证据制度

在民事侵权诉讼中,侵权行为归责和举证责任分配是密切关联的两个基本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民事证据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司法解释,为公正而有效率地审理民事侵权案件提供了一定保证.     

电子证据的演进:从模式思维到制度理性——以司法实践中的发展为考察进路

在当今证据电子信息化的大趋势下,以数字网络技术为依托的电子数据在证明案件过程中的作用越为明显。2012年3月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正式将电子数据规定为独立合法的证据类型,这使略显滞后的电子证据理论研究和审判实践焕发新生。电子证据的兴起,是逐渐发展的法治进程的代表,以司法实践的视角,按照认知与采信的方法论逻辑,探讨在现有法制框架内,如何实现电子证据理论和审判实务的有效结合,推进其在司法体制中的正确解读与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自由及其限制

所谓证据自由,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及判例原则上不对证据形式作特别要求,犯罪事实可通过各种形式的证据予以证明.证据自由是各国刑事诉讼对证据资格的普遍设定,是现代刑事证据制度体系下刑事程序特质、刑罚效率追求及揭示案件真相的必然要求.但证据自由亦应遵守"权利保护"及"司法尊严"的正当性要求.我国刑事诉讼采用可采证据枚举模式,与刑事证据自由原则构成尖锐的矛盾,不符合现代证据制度的要求,理应作出修改,确立证据自由原则及其相应的保障体系.     

论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制约机制

自由心证制度是法律制度现代化的标志之一。自由心证制度相对于法定证据制度而言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但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此,必须通过羁束机制——内在和外部的制约机制加以规范引导,同时对于我国刑事立法,应当参照西方国家的相关规定引入自由心证制度,并建立和完善具有我国特点的自由心证法律体系。     

宋代证据证明的基本原则

宋代的证据证明看似无理性,但却暗含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证明原则。宋代的证据证明原则可概括为:以证据为基础的根勘情节裁判原则、情理约束下的自由心证原则、躬亲审查证据的原则。对宋代证据证明原则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宋代的证据证明。     

清末民初证据法的近代化初探

清末的法律改革为中国古代证据法的近代化提供一个制度的平台,证据法的近代化主要表现为证据裁判主义原则的确立、刑讯被废止、明定自由心证及刑事证据法与民事证据法的分立等四个方面.中国证据法近代化的主要动力是中国传统证据法的固有矛盾.     

自由心证原则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意义

16世纪以来,法定证据原则开始取代自由心证原则。然而由于法定重视口供,又导致了刑讯逼供的恶果。18世纪西方又重新肯定了自由心证原则的作用,并通过制约机制遏制了可能的司法擅断。因此,反思自由心证原则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