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争议“小调解”制度重塑路径新探

我国劳动争议“小调解”制度重塑之新路径是:第一,实行“换位调解”,充分发挥工会组织调解劳动争议之巨大作用；第二,新增劳工NGO参与劳动争议的调解,可在集体劳动争议调解中先行先试四方机制；第三,将协商、协调与调解程序重整,统一为调解,即“小调解”程序；第四,我国劳动争议“着重调解”或“调解为主”原则为“休眠”原则,前瞻性的改革应当是设置调解之强制性和前置性必经程序；第五,重构调解效力,增设时效制度。     

国际NGO纵队:以爱心的名义云集

1986年,云南瑞丽在吸毒人群中发现了我国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之后的官方报告中,云南的艾滋病报告数一直居于国内前列。面对艾滋病恐慌,云南不是讳疾忌医,而是打破沉默,向艾滋病宣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中,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不容忽视。因为聚集了众多国际NGO,云南省城昆明甚至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NGO之都     

论NGO资源汲取能力的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和社会都发生了转型,各种非政府组织(NGO)的意义日益凸现。但是,比起国家和社会的需要,NGO的功能尚发挥得不够,有很多任务尚无法担当。造成这种困局的主要原因是NGO拥有的资源相对匮乏,能力也较为薄弱。因此,要充分发挥NGO的功能,首要的问题是强化它们的资源汲取能力。     

NGO与贫困治理：以香港为例

作为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力量，NGO在贫困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文章拟以香港为例，分析了NGO的发展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经过长期发展，香港NGO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第三部门，在扶贫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直接参与政府各项扶贫计划，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服务，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贫困治理模式，如重视与政府、商界的三方合作，推动社会投资，强调基层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     

日本妇女NGO与妇女参政

战前,日本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开展离不开妇女团体的推动。战后,日本妇女获得参政权后,日本妇女NGO的产生与发展,成为推动妇女参政的重要社会力量。特别是1975年国际妇女年之后,在联合国的推动及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下,日本妇女NGO大量涌现。积极参与国际妇女运动,与各国妇女NGO共同探讨提升妇女地位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在推动日本妇女参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评论

寡头不是方向民粹决非出路 再过两三个月，广东将放开涉及行业协会、群众生活、公益慈善、社会服务、涉外组织等八大类NGO的登记，不再设主管单位。     

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对重建我国非政府组织公信力的启示

NGO的发展需要社会资本为其提供文化支撑。当前我国NGO因普遍面临着公信力缺失的问题而制约着我国公益事业向前发展的步伐。本文以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为分析框架,认为重建我国NGO的公信力,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重建之路最重要的是要培育和增强组织内部的社会资本,为此从加强我国NGO组织文化建设特别是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构建组织之间横向合作网络和组织、公众之间的参与网络这两个方面提供了建议。     

对NGO在灾区重建过程中作用的认知——以灾区某镇为例

5．12大地震是对中国NGO的一次大检阅，NGO在极短的时间内筹集到了充足的人力和物力来支持灾区抗震救灾。如今，距离地震已经过去10个月的时间，受灾地区进入了灾后重建阶段。NGO如何继续拿到高分？本文在对灾区的调研基础上，拟从中国NGO自身的特点出发，来探讨其在灾区重建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笔者认为其应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政府的助手；政府和灾民之间平衡点。     

中国地方NGO生成机制的制度分析

地方NGO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其生成机制主要是在外在制度环境的作用下，以潜在利益为基本诱因，外在制度需求与内在制度供给相互契合推进，从而激励地方公民合作创设NGO制度安排的复杂过程。这是中国地方NGO生成的简要逻辑。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视角分析，在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中，国家与市场对NGO制度安排的供给、市民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地方制度转型的适应性安排、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竞争、地方知识精英的主导性介入与网络等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是六个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与中国地方NGO的发展壮大过程相伴相生。分析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可以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发展轨迹。     

灾后重建，NGO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过程中，NGO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和发展空间。而随着灾后重建工作进一步展开，来自各方的关注和物资捐助大大减少，新的社会需求和矛盾不断产生，这对于依靠社会资源维持自身发展的NGO来说，无疑是非常严峻的现实。在灾后重建的考验中，NGO如何提升能力，寻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