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思考:一个退出权操作方案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必须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不同分化类型农民普适、农民自愿、渐进有序推进的原则。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焦点是赋予农民退出权。建立退出权的实施机制,包括明晰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制定退出权行使规则,建立退出工作程序,对退出农民经济补偿,建立退出扶持资金和退出土地处置原则。     

“股份回购请求权”权利属性的定位——以《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为鉴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这是法律赋予股东在特定条件下享有主动退出公司的权利,这一权利应属于成员权(股东权)中的管理权的表现,而不应理解为股东请求公司行使回购权。股权补偿金请求权则是股东退出权行使中本身就具有的不可剥夺的内容。     

关于农民退出权的博弈分析

一个一次性静态博弈模型显示 :单纯种田获得农业收入或在保留口粮田的基础上外出打工 ,劳动力将面对四种可能的报酬结构 ;博弈分析的核心是农民退出权问题。存在自由退出权就存在退出成本。种田者和打工者退出成本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机会成本上 ,应制定相关配套措施 ,妥善解决农民退出权问题。     

双重合约论————基于对外部性的新解释

外部性的新定义是：没有参与订立特定相关合约的其他人所给予上述合约订立人的影响。上述订立的特定相关合约就是内部合约。所谓影响或某种控制,都是经过一致同意达成合约实现的。上述“其他人”不参加内部合约从而不受它控制,但对内部合约订立人产生影响,必定是同内部合约订立人达成了另外的合约即外部合约。上述内外合约组合成双重合约,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在拥有完全退出权的条件下,所有合约包括内外合约,都是每个参与人通过收益成本计算而一致同意达成的,其中包括为降低决策成本而一致同意采取各种授权方式达成的合约。内外合约的联系即相互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其中外部合约作为外部选择点,由于条件的不同,或是可以保障内部合约的达成与稳定,或是可以替代内部合约参与人使其退出并改变内部合约。但上述退出权的实现取决于退出效用是否不小于退出成本。公共选择、合作博弈、讨价还价和一般均衡等理论同样可以解释双重合约。     

论市场主体退出权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中国经济正由数量上的扩张转向质量上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主体是否拥有完整的市场退出权并且能够自由行使,就成为反映市场经济质量提升和发育成熟的标志之一。从学理维度看,关于市场主体退出权理论的一般性、基础性研究有助于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权制度,修补其整个制度中的法律漏洞,减少法律冲突。从实践层面看,一个完善的市场退出权制度,一方面可以维持市场主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保持市场经济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宪政秩序下的制度竞争。     

退出权、合作社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当前国内农村研究界存在一种隐含的研究前提,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农民,可以通过自愿的办法建立农村社会的内生秩序,从而实现公共品的最优供给.这一隐含的研究前提混淆了公共品与私人品的差别,忽视了对乡村秩序社会文化基础的考察.其后果不仅在于无法正确解释新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而且无法为目前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有用的对策.     

权力、退出与农民负担问题

本文认为,农民负担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权力的滥用,而这又因为农民对于基层组织“退出权”的丧失和对于农民的管制过多。因此,要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就必须赋予农民“退出权”,以制约基层组织权力的滥用。同时有关部门要放松对农民和农村各种不必要的管制,实现某些权力的“退出”。这样,不仅可以有助于解决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而且可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又一次飞跃。     

“退出权”及其制度功能

提升制度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依赖于健全的制度结构和协调的制度体系,这是中国现实制度转型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市场经济制度是“退出权”存在并彰显其积极制度功能的制度基础;“退出权”是在现实制度结构约束下制度主体依据自身需求考量从某种经济和社会行动中自由退出的权力,是制度结构的构造性属性体现.制度架构中的“退出权”具有支撑制度平台、保障制度绩效和加速制度变迁等重要制度功能.以宽广的视野解读“退出权”可以领悟其中更加丰富的制度内涵.     

"退出权"能解释一切吗?--对林毅夫关于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理论的几点质疑

林毅夫教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理论 ,以实证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农业制度变迁问题进行了解释 ,把农业集体制的失败甚至造成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灾难”都归因于社员“退出权”的丧失。这是不符合事实且有逻辑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