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四岳、五岳地理观念析疑

先秦时期的四岳可能泛指四方之岳。四岳观念的发生,源于中国早期的山岳崇拜。以山岳为中国先民的宗神,与远古时期中国先民的居住环境和经济生活有关。秦汉以后,受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为了适应大一统形势下帝王封禅的需要,从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五岳渐趋明确固定。《尔雅》一书在成书过程中杂采邹衍大九州说影响的《山海经》、《淮南子》中的山岳观念,糅合秦统一后的地理观念及武、宣定制后的五岳观念,因而《释地》、《释山》中,有关五岳的名称和方位,前后不一,歧疑丛生。     

先秦阴阳家邹衍思想初探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学派的代表之一。纵观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邹衍及其思想常鲜少提及。从五德终始说、天道论和天地广大说三个方面，对邹衍思想进行探究。邹衍在史墨五行相胜说的基础上，结合思孟学派的五行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五德终始说；他的天道论即四时教令思想；天地广大说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人们狭隘的地域观念。     

邹衍学说的渊源及内容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代表,他的学说主要包括阴阳五行学说、地理学说和五德终始学说,他的思想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对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汉代对于古史系统的整理

汉代古史系统观念的形成历程说明：先秦时期,基本形成了以低造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整理古史的态度．如何调和二者之间的分歧,建立统一的古史观念,是汉代史学的重要课题．汉代历史理论有三统与五行等种种形式,最后以刘向、刘歆五行相生说使原有分歧达到了统一,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史系列．     

秦代文化工程与阴阳五行学派

始皇时代,随着燕齐文学方士的大量涌入,邹衍之学与燕齐方术西传秦国,并对秦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燕齐文学方士的鼓动下,始皇帝不仅接受了邹衍阴阳五行学派的思想,而且营造了钟鐻金人、极庙复道、始皇陵寝等大型工程。在这些工程背后,都藏有与邹衍阴阳五行学派相关的丰富文化隐喻。     

论邹衍思想中的儒、道成分

邹衍是先秦阴阳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往人们认为他的思想诡诞华虚,是中国古代迷信思想的大本营,但是深究其源却能发现,邹衍的思想兼采儒、道等家,既对道家的自然观有所借鉴,又对儒家的仁义思想有所吸收。虽然其中也不乏怪诞之说,但其仍以致用为首要目标,因而在战国末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先秦“五行”说述论

＂五行＂学说是先秦学术的重要内容之一。战国时荀子即批评思孟之＂五行＂,但对＂五行＂所指之内容为何,学界看法并不统一。其实,先秦的＂五行＂说有四义：其一,《尚书》中之＂五行＂,指的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的物质;其二,五行之＂相生相克＂说,指的是五种物质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关系;其三,邹衍之＂五德终始＂说,指的是把五种物质的基本属性提升至道德高度,进而为政治模式提供一种解说;其四,思孟学派之＂五行＂说,指的是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这四种＂五行＂说在时间上存在先后关系,思孟学派之＂五行＂说受到前两种＂五行＂说之影响,又影响了它之后的邹衍之＂五德终始＂说。     

《吕氏春秋·应同》篇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     

秦汉思想遗产与中国思想的秘密

阴阳五行是中国思想的核心密码,"大一统"是中国思想的"集体无意识",乡土意识是中国思想的底色和基调,这些至少是秦汉思想给我们留下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