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城方言中的例外字音

语音演变规律虽具有严整性,但例外字音却不可避免,亦不容忽视。以《方言调查字表》为准,从语音的历史积淀、声符类推、语流音变等方面探讨蒙城方言例外字音成因,可以进一步考察蒙城方言的语音面貌,进而较为全面地认识理解其发展演变规律。     

“近代汉语指代词的音变都不怎么合乎规律”吗?

梅祖麟先生1986年评吕著《近代汉语指代词》时提出一个观点:“近代汉语指代词的音变都不怎么合乎规律”.支撑这一论断的是所谓“合音”说.然“合音”说既有悖于汉语音韵传统,亦不获汉语方言学支持,更将假借字当“真”(本字),在近代汉语史上只说旧质承继,不见新质产生.近代汉语指代词的语音及其音变,是有其规律的,今普通话指代词系统的词形和语音,是近代汉语历史演进、各大方言“准通语”相互激荡而成的自然结果,毋须动辄以“非汉语影响”来说事.     

论汉语史上“学”“校”的音变构词

普通话里,"学"没有异读,而"校"是多音多义字。历代音义文献表明,"学""校"在汉语史上均发生过音变构词,其中"学"属于变调构词,"校"属于变声构词。根据语音、意义和字形的历时变化,可以把它们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学"为代表,原始词和滋生词的音义形变化较大;另一类以"校"为代表,原始词和滋生词的音义形基本没变。理清汉语史上这些音变构词的演变脉络,既可以解释现代汉语多音多义字的成因,也有助于现代汉字规范化和语文辞书的编撰和修订。     

简阳河西话常用词语的音变问题

语流音变造成方言词语的外部形式发生很大变化，它主要发生在常用词中，基本类型有异化、同化、儿化、类化与合音。弄清其原形式，有利于对方言词汇的掌握。本文举例讨论了简阳河西话常用词语流音变的类型、条件、过程和原因，对于研究汉语语流音变同语音、词汇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叠音形容词变调献疑

在现代汉语语音教学中,叠音形容词变调常作为一条重要的音变规律提出.这种变调源于北京话,但是北京话里也只有少数叠音形容词变调,而且这一部分可变调的词在庄重的语境里也不应变调.对于一条不反映现代汉语口语实际的音变规则,应在普通话教学和训练中予以剔除.     

玉林话“好+形容词+定”结构的音变及其意义

玉林话中的“好 +形容词 +定”结构是由副词“好”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很”)加单音节或双音节形容词和助词“定”组成的结构形式。从语音构成看 ,有本调和变音之别 ,其词汇意义也随之改变 ,读本调时表示程度重 ,读变音时则常表示程度轻 ,且大多数带有令人喜爱的色彩。该结构主要作谓语和补语。言语色彩上可随形容词意义的不同而有褒贬上的区别。     

关中方言“瓢虫”名称释疑

关中方言不同地点“瓢虫”名称有差异,“放羊娃”名称中“放”与“羊娃”的关系较松散,从词源上看“放”本作“胖”讲,“胖”读[fαη]可能是历史上关中方言江韵唇音字读唇齿化声母在词汇中的保留.“胖羊娃”写做“放羊娃”应是语音发展后受到俗词源影响的结果.“燕娃虫”实为“艳娃虫”,“妈妈羊”可能系“娃娃羊”音变而来.     

语言演化与生物演化

语言的产生如同生物的诞生,经历了由无序到有序、无机至有机的演变;语言的演化和发展也与生物的进化相同,经音变、自然选择、隔离等机制,发展成既有门、纲、目、属,又有生态位,庞大复杂的语言生物网络。语言产生和演化的生物学比较分析进一步证实语言是一个活生生的物体。     

“俩”、“仨”与北京话阳平“一”的音变类型问题

具有数量结构意义的“俩”、“仨”应该是连说音变形成的合音词,它跟北京话里用在名词前的阳平调“一”的来历不是同一个音变类型。“俩”、“仨”合音形成后仍保存着“两/三+个”的意义,北京话阳平“一”在原式失落“个”音后,量词“个”的语素也随之丢失了。由意义、功能上的差异,北京话阳平“一”能够从相反的角度证明“俩”、“仨”是合音式音变词。     

英语构词词素的变体分析

学生词汇量的扩大和巩固,对其英语水平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大学英语词汇教学是越来越多外语教育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在词汇教学上,向学生进行一些英语构词词变体的分析,使学生掌握单词记忆的某些规律,有助于扩大和巩固学生的词汇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