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角色理论的大学生村干部流失现象研究

推行大学生村干部计划,是党中央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提出的重大战略。大学生村干部计划的实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持续存在的流失现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大学生村干部从大学校园走向基层农村,面临着从城市的大学生向农村的最基层干部的角色转变,角色能否成功转变,是影响大学生村干部流失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有效解决大学生村干部流失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创新探究

近些年来,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呈高发态势,给农村各项事业与党的执政形象及执政基础带来巨大危害。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尽管类型各异、成因复杂,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的滞后或缺失。要破解我国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难题,必须建立健全农村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农村基层法治机制、村干部权力监管机制和村干部保障激励机制。     

重庆忠县“天安门”的悬疑

村官不是官，但村官的权力却不可小觑，贵州乌当区新庄村的11名村干部在4年的时间里，采用虚报冒领和挪用的方式侵占村民利益，涉案金额竟然高达千万元之巨。。这宗案子露出水面，让整个社会都感到震惊——村官腐败已经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小打小闹了。     

丽水山区农民就医环境和现状调查

为了解当前山区农村卫生医疗条件和农民就医状况,最近,丽水市莲都区农调队采取与村干部、乡村医生座谈、实地走访农户,以及发放调查问卷表等多种形式,从全区23个乡镇(街道)中随机抽选了10个乡镇(街道)的11个行政村的110户农户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表明,丽水山区农村卫生医疗设施不好,农民患病不少,农民期盼不少.     

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云南发生了“马嘉理事件”———英国翻译官马嘉理在腾冲被杀。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为此对清廷虚声恫吓,大肆讹诈。清王朝内忧外患,表示妥协,乃派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烟台条约》,除赔款及增开商埠外,还答应派一名使者去伦敦,向英国女王当面谢罪。英国当时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清廷打算将这名使者留驻伦敦,作为大清国派驻英国的公使。这样,对派驻的使者就必须有所挑选,要求具有相当的地位、才能和声望。时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首当其选。中国要向外国派出长驻使节,这是破天荒的事。在一班守旧官员的心目中,“天处乎…     

完善村级三项资金管理的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后,原从乡统筹、村提留中支出的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金和村办公费等费用纳入了地方财政供给序列并实行专户专账管理,保障水平也由农村税费改革之初的村均每年不低于4万元逐步提高到按标准村计算村均不低于8万元。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这项决策是正确的,村级三项资金足额到位、拨付及时、管理逐步规范,对于保证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一些地方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一定问题,村级三项资金的一些政策也需要进一步调整完善。就此,笔者结合工作实践,谈几点肤浅的看法。一、当前村级三项资金管理…     

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村干部职业化的生成机制及路径创新

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呈职业化发展趋势。职业化村干部表现为层级制的职能分工、理性的选拔机制、稳定的职业预期及流动性任职。基层行政变迁是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密集的输入性资源既是村干部职业化的经济基础,又加速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形成。村干部职业化是在村庄自主性力量不足以支撑起村民自治运转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村一级,向基层输入资源及公共规则的过程。它重塑了正式激励系统,再造了公共性的治理主体。然而,它也造成村庄内部动员体系解体、村务与政务的选择性执行以及自下而上信息传达渠道阻塞等问题,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元实行村民自治,是村干部职业化趋势下有效平衡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可行路径。     

新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及其破解之道——基于全国6省11村的调查

从项目体制和乡村社会两个层面分析新村级债务的形成机制和破解之道。以举债为主要模式的项目筹资配套政策是诱发新村级债务的制度原因;村民"无责任的发展欲"是造成新村级债务的村庄原因;村干部经营项目谋取私利的行为是造成新村级债务不断膨胀的核心动力;乡村利益共同体是导致村务和村级财务管理相关制度失效,从而造成新村级债务失控的深层原因。在以上4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新村级债务的出现和日益膨胀便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适当调整国家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的输送方式,加强村务和村级财务的相关制度建设,以及提高农民对村务、村级财务的监督管理积极性和主动性,是破解新村级债务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