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与中华民族精神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别具特色和风格的哲学思维形态。它被统治阶级奉为官方哲学,长达六七百年之久,支配着我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思想的发展。由于它构建了一套严谨的极具思辨性的理论体系,把先前儒家所提出的伦理纲常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从而强化了爱国主义,反映了时代的共同价值取向,提升了中华民族对于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正是这些承担并体现了形成与发展中的中华民族精神,是锤炼和塑造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土壤。     

2005年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综述

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哲学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三史”和“六书”影响广泛,他的“新理学”体系,是对宋明理学的继承和发展,他的人生境界说,还有融入其中的中西文化观,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思考无不表明冯友兰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将2005年学术界关于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的论文作一综述,以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     

《水浒传》女性视点生成及其拓新价值

在英雄本位语境下,《水浒传》女性视点呈现出弱化、丑化、男化等非对称性、非常态化的建构。究其原因,除了宋明理学时代文化心理的深层影响外,更主要的是流传广布而极具世俗情味的江湖母题自然渗入《水浒传》的累积成型中,使得《水浒传》女性视点成为某些江湖母题的情节化、故事化和具象化,成为趋附于英雄本位而生的一类特定语境女性景观。《水浒传》的女性视点因对传统的文本模式、道德取向和审美习性的悬搁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价值重构。     

朱熹诗文的文道一本论

朱熹崇正、重统、尚雅、尊古的文化心态代表了近古时代正统文人的文化心理.朱熹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贯穿到文学的领域中,引申出文道一本论.同时,又将传道之文和抒情之诗加以区别,肯定诗歌的价值多重性,提倡一种将直觉和理性相结合的体验诗学.而心性义理不同程度的渗透,则形成了朱熹诗歌的丰富层次和各类文本的独特性.文从道出的观念,又使朱熹的文风趋向平易自然,使其文章呈现出以立意为本而不尚词采的风貌.     

南宋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

讨论了书院与理学的关系。认为通过南宋理学家的努力,理学与书院二者之间从形式到内容相互交融渗透,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盛衰同时,荣辱与共的一体化关系。而其一体化形态,主要表现在理学家的书院情结、学人学派与书院的结合、书院讲学倡导理学精神,以及二者之间一体结构的制度化、规范化等方面,有形可察,有迹可寻。     

杨万里的人性论

杨万里及其人性论在南宋理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详细论析了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的源流,坚决支持性善论,详细提出了人性修养的方法是：第一,读书明理;第二,不断检讨改造完善自己;第三,持志养气。他的人性论是对孟子以来性善论的继承,同时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互相持股所引起的不合理分配

以两厂商的理论推演及两例计算说明,指出互相持股所引起的不合理分配及其股权毛额及毛盈余各个海市蜃楼的程度。认为由互相持股所引起的不合理分配是不容忽视的,应合理地予以防范。     

金朝儒学与文学

金朝儒学驳杂而不统一，流播着许多派别。新、旧儒学并存的格局是构成金朝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金朝境内旧儒学思想的回升，是整个古代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运动形式。北宋理学诸流派起初潜存于民间，后来随着南宋理学逐渐北传以及文人纷纷涉足，新儒学终于在金末元初蔚为大观。终金一朝，盛行于士林、文坛并对创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理学派别是被认为非正宗的蜀学。文人对儒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专门致力于研习和传播新、旧儒学，以纯儒自居；另一种类型博采杂取，兼容众说，于儒学之外叉濡染释、老。儒学对金朝文学的意义主要反映在3个方面：首先，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其次，出现了许多阐发儒家思想尤其是宋学的诗、文作品；再次，文学活动中的文以载道、修辞立诚的意识得以强化和深化。儒学对金朝文学的作用表现为正、负两方面。金朝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较好地解决了文、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阻力。     

贯通形上形下的努力——试论真德秀对朱子理学本体论的发展

真德秀的哲学本体论与朱子理学有明显区别。其“道”是自然规律,主要体现为天时与地利;其“理”是必然与应然的统一,必然是因果,应然是中正标准;其“太极”追求乾元与吾身的一体,集中体现了他贯通形上形下关系的努力。其“气”范畴具有阴阳之间感应、人赖以生存的条件、生命现象和人的精神等多重含义;其“器”范畴包括人的才质和独立人格等含义;其“物”范畴则具有客观对象和人的创造与实践成果等意义。真德秀专门讨论形上与形下二者关系时,既认识到“道”、“器”不可分,同时又强调“道”、“器”不相混。在“理”与“物”的关系中,强调二者未尝相离,以论证社会规范与自然规律的统一,避免了“理”独立于“气”的概念虚化之弊。     

南宋散文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南宋散文研究的沉寂，与南宋理学家之文备受冷落有密切关系。南宋散文的繁荣，在淳熙前后的中兴时期；中兴时期的散文作家，主要是学者而非爱国志士；其时散文创作的主体，是理学家衡道论事之文而非志士抒愤之作。理学与古文之间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沟壑，南宋理学家大多对文章的价值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往往致力于道统与文统的会融，将学术思想、艺术精神与散文创作统一起来，从而对唐宋散文艺术传统的确立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