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宫秋》：在历史叙事上的创造与延伸

昭君故事的史传书写、民间传说和文人歌咏构成了昭君故事的“历史叙事”。马致远创作《汉宫秋》的时候,对“历史叙事”有吸收,有改造,作了大胆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随意的,而是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使之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实现借古讽今的目的,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这一改编的成功给现今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很好的启示。     

论王重民对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贡献

在20世纪中国敦煌学的研究发展进程中,王重民对敦煌典籍的寻访、辑轶和研究整理、书目编制等工作为后来该学科的“中国化”提供了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尤其在敦煌文献整理与具体学科相结合方面,他的诸多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启示性价值。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红楼梦〉评论》中的小说批评方法

王国维在小说批评方面的代表作是《〈红楼梦〉评论》。其中运用的进化的文学史、严格的逻辑推理、艺术的审美理论为近代小说批评方法提供了借鉴     

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创业”,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     

寻找快乐的家园——读王安忆长篇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

小说《上种红菱下种藕》表现了上海附近一个小镇上的特殊风景,这里的生活气息浓郁,且温情怡然,这里的人们质朴而善良,这些都是我们向往的最宝贵的东西。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方面带来了富庶和繁荣,另一方面也刮走了精神中的营养。     

阳明心学与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阳明心学为梁启超契合中西文化和文学观念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它规范着梁启超在“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中的思想理路和理论品质。就思想特质而言 ,梁启超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 ,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学的艺术审美性。阳明心学调适了二者的内存冲突 ,体认了文学功能性、主体性和自律性特征。从心学的角度看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性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是一脉相递嬗的     

论汪立三钢琴套曲《他山集》的旋律创作手法

以汪立三钢琴套曲《他山集》为对象 ,对其富于创新的旋律创作手法进行了分析与研究 ,着重从独特的旋律陈述方式、附加音的运用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剖析 ,充分领悟这部作品独特的民族化风格 ,以期对钢琴教学及演奏有所启迪     

王蒙意识流小说的修辞建构

新时期初,王蒙在小说创作中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识流"手法进行了大胆尝试。他的意识流小说既具有现代派小说的基本特点,又融入了民族的文化积淀与审美情趣,以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从现实的感受出发来规范意识的流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意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