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学"中"理""气"范畴的问题与症结

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系统中 ,冯友兰借助于逻辑方法和柏拉图主义的新实在论思想对程朱的“理”“气”范畴进行改造性的诠释 ,力图给中国哲学重设一个纯形式的本体论基础 ,但这一努力却造成了冯氏“理”本体中人性道德内涵的缺失 ,以及形上与形下两个世界的二元对立。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

蒲松龄在《聊斋》中积极鼓励士人“弃儒从商” ,但他仍持“右儒左商”的态度 ,“从商”的目的仅仅是士人为了摆脱自身的穷困 ,尔后重新实现“儒业”的理想。蒲松龄主张儒商在经商活动中不失“儒家品德” ,这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聊斋》中对“儒商”的致富过程叙述过于简略 ,看不到“儒家品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作者毕生投身举业而缺乏商业活动经历的缘故     

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

由于受《晋书》记载的影响,学者一般都将太康元年视为晋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点,但是这一看法实际上反映了唐人的观念,并不契合历史事实。从西晋政治演变的内在脉络而言,咸宁二年是更值得注意的年份。该年晋武帝病危时拥立齐王攸的密谋以及杨骏封侯这两件事虽然不太为学者所注意,但都对西晋政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者彻底激化了武帝与齐王攸的矛盾,成为武帝后期一系列政治纷争的源头;后者标志着外戚势力在西晋政治中的崛起。武帝为了巩固皇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重用在曹魏时代默默无闻的外戚杨氏,将其作为一种异质力量引入西晋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权力结构。因此,咸宁二年对于晋武帝一朝的政局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老子》“道经”首篇阐释

“道经”首篇是《老子》全书之总纲,当从“以老证老”、考虑语境、整体把握这三原则出发来考察,方能正确地阐释本章之旨。其中“道”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形而上的“非常之道”,而“无”和“有”则是老子分别对远古蛮荒与近古物质两个时代的称呼。     

为《皆大欢喜》中的丑角试金石一辩

莎士比亚塑造了诸多耳熟能详的人物形象,《皆大欢喜》中的试金石是剧中的"丑角"。作为职业小丑,其幽默风趣随处可见。同时,他与村姑奥德蕾的感情、与忧郁旅人杰奎斯和牧羊人柯林的交流,展现出其幽默风趣外的另一面。分析试金石与三者之间的对话,总结变色龙般的试金石的独特"丑色",并进一步探索试金石"丑角"身份反映出的文艺复兴时期普通民众的心理诉求。     

“我今仅守诗书业,汝勿轻捐少壮时”——论陆游的家庭诗教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里,＂诗教＂始终占据着第一把交椅的位置。这不仅因为我们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且诗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活动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工具。无诗,无以立。因此,士大夫家庭都将＂诗教＂作为家庭教育的首选。陆游即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论道家哲学的“无”——从老子到王弼的哲学史考察

在古代道家哲学中,“无”在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中都备受关注,但他们说“无”的侧重点不同.《老子》从追问万物的源头入手,提出了“有生于无”生成论构想；庄子否认了普通的知识及认识方式,提出了“不知之知”的最高认知层次；黄老在改造老子无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建立刑名为前提的无为而治；王弼站在本体论的高度将黄老无为和名教有为进行了整合,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无”经过老子、庄子、黄老学派和王弼的发展演变,已从一个普通的哲学语词上升为万物之本体；“无”主要涉及生成论、认识论、治国论、本体论等方面,这些哲学思想因为“无”而更为深刻、更有意义.     

山阴方言蟹止两摄的读音及演变

蟹摄和止摄在山阴方言中演变比较复杂。通过中古音韵蟹止两摄与山阴方言的读音比较看出,在语音演变过程中,蟹止两摄在山阴方言中保留了一些较古老的语音特征。     

抗日文学光环掩盖下的文革

何顿的抗日题材长篇小说《来生再见》,其写作的重心不在抗日,而在文革;作家关注的不是历史,而是普通人在极端政治条件下人性的挣扎。生存环境险恶严酷的抗战时期,主人公黄抗日能够应用自己的生存哲学虎口脱身,回到家中安静地生活;但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下,他却被逼得装疯、吃屎,家破人亡,生活、人格肢解得体无完肤。作品通过这种对比竖起了一座文革无字碑,形成对文革无言的控诉。     

郭象的自生说及其理论吊诡——基于郭象哲学知性品格的分析

郭象对有、无的涵义进行了重新阐释,并通过无不能生有和有不能生有的逻辑推演提出了事物自生的观点。郭象的自生说混淆了事物的生成方式与事物的生成本原问题,从而造成无法克服的理论吊诡:自生必须承认自生的主体,否则就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而一旦承认自生的主体,则又成为他生而非自生。郭象试图用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玄虚说法规避这一矛盾,但事物自何而生的问题并未因这种悬搁而消失。自生说本质上仍是一种生成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