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化小说:现代作家自觉追求的独立文体

中国现代小说在其谨严、整饬的典型理论背景下的总体模式中始终存在着散文化的革命因素。散文化小说 ,是一种现代作家们自觉创作出来的独立的小说体式 ,是一种超乎在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之上 ,有自己独特艺术品格和审美意蕴的现代小说体式。     

走向诗意的灵动性--20世纪后20年小说语言论之三

对灵动性的追求是小说语言走向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进入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小说语言在诗化的过程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灵动性。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是在和谐的美学理想的统率下营造诗的氛围,在“和谐”的氛围中飘动着一股士大夫式的淡雅、闲适与飘逸之气,显示出特有的灵动性,那么贾平凹、阿城、莫言、何立伟等人则是在语言的锤炼中酿造着诗意,闪现出灵动之美。     

林纾翻译小说的文学视野与文化立场

林纾是中国近代译介外国文学的先行者,他以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思考民族文化的历史命运,积极参与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构。林译小说所体现的世界文学视野与民族文化立场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精神表征。     

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武侠想像是对现代性焦虑作出的反应。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通过文学之侠的想像，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身份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金庸武侠小说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和想像，使自身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位置，呈现出并不寻常的意义：金庸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向对江湖黑暗的批判，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解构；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转向对民族主义的破除，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转向否定，批判江湖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超越和解构。金庸小说的侠之想像是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身份认同危机，追寻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力量，一种想像性的自救力量。     

明代白话公案小说中判官形象的发展和演变

宋元话本到明代的白话公案小说，判官形象内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被否定逐渐转向被肯定；在小说中位置由边缘逐渐向中心靠近；由神逐渐下降为人；与案件当事人逐渐合二为一。文章从社会环境、民众心理和创作主体这三个方面剖析了判官形象发生变化的原因。     

论宋词对前代文人小说的受容

前代文人小说一般以典故的形式被宋词受容。婉约词人喜用爱情故事和神仙故事,在典故的使用上有艳化和俗化的倾向;豪放词人则常借历史人物、隐者名士和神话人物表现自己的英雄之气、文人之志以及不受约束的人格追求。词人对典故的不同选择以及不同的运用方法营造了不同的意象和意境,从而影响了词作的风格,但都为宋词增添了浓厚的浪漫色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宋代文学重理性而轻情韵的缺憾。     

论鲁迅小说的非常规修辞艺术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与《彷徨》是一部"语言的艺术作品"。作为语言艺术大师,鲁迅非常重视修辞,非常善于修辞。他的小说内蕴着伟大的精神、广播的知识和真知灼见,同时又体现了高超的修辞技巧和独特的语言风格。这主要体现在:丰富独创的辞格运用;古朴凝练的短句艺术;多彩精湛的语言变异艺术。     

余华小说对传统"死亡"命题的变革与承继

余华小说完全背离了传统文学对死亡意识的阐释,他调动思维的超常想象与直觉体验,开拓死亡过程及死亡来临前后的艺术空间,对死亡过程进行创意性描写,诱发对死亡的客观命运的探询以及死亡意向的捕捉与死亡艺术的美学呈现,死亡成为一次具有革新意义的本体呈现。但是,在残忍的暴戾的死亡和随意放逐生命的背后,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作家悲悯人生苦难的人道主义情怀。     

汪曾祺小说的“传统”与“现代”——从《聊斋新义》谈起

本文从分析《聊斋新义》系列小说的内容入手 ,结合汪曾祺本人的创作谈 ,讨论汪曾祺 2 0世纪 80年代的小说观念 ,尤其是他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的理解 ,以及这些理解对其创作产生的影响。汪曾祺对“现代”的理解基本局限于现代派手法 ,如意识流 ;在他的创作中 ,传统与现代意识构成了一种相反相成的微妙关系 ,这一点也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他对宋人笔记和唐人传奇的看法中     

论晚清小说类型的近现代转型

晚清小说的类型很多,既有中国传统的小说类型,又有引进西方的新类型。文章对其中主要类型如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传奇弹词(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短篇小说、理想派和写实派小说等作了历史探讨,并从总体上对晚清小说的类型规范性作了简要评论,同时阐释了小说类型产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