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法治思想及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

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尽管和现代的法治思想有原则区别,但它仍有精华部分值得我们汲取,而且,它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试论和谐文化的建设途径

实现社会和谐是人类历史上长期追求的社会理想,每一种社会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和谐文化。从狭义的"文化"概念即观念文化出发,和谐文化至少应该包括法治、制度观念、公平观念、诚信观念和美德意识四个方面。和谐文化的建设主要有三个基本途径: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进一步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同时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健全、完善相关制度,强化人们的法治意识,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环境;复兴中国传统中的"和"文化意识,延续"和而不同"的优良传统。     

从“亲亲相隐”制度看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基础——兼论“亲亲相隐”制度于当代重构之法律思想基础

“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传统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思想,是传统社会中礼治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在当代许多国家都普遍设立了关于亲属间相容隐的制度时,这一制度在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领域却是一个空白,但完善这一制度又是必要的。文章通过对传统“亲亲相隐”原则在制度和理念上的分析,得出在传统与现代的法律理念之间,要重构“亲亲相隐”制度,应如何考虑对建构这一制度在思想基础上的取舍。     

法治迟缓对法治国家建设的消极影响

法治迟缓表现为立法缓慢、执法不力、司法延误、守法观念淡薄等多种形式。法治迟缓阻碍了法治精神要件、实体要件及形式要件的形成和贯彻,致使法治主体丧失法治信念,法治客体得以无限制的膨胀和扩张,法治的标准难以有效确立、深入人心。法治国家建设由此变得遥不可及。     

张东荪的宪政观

本文拟对张东荪政治思想中的宪政观进行探讨,首先从限制权力主张法治的基本内容、对抗调和的宪政精神两个方面分析了张民初时期在宪政观上的基本主张,其次阐述张对国民党宪政建设的态度,最后指出张发生了大谈制宪到对国民党宪政不感兴趣不愿多谈宪政的重大转变,并以张在宪政价值理念上对自由的取向所发生的偏移对这种宪政观的转变作出一定的解释。     

税收法定主义的价值分析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中极为重要的原则,甚至是最高原则。其原因是税收法定原则有着多重的价值蕴含,它把诸多人类追求的美好价值具体化到税法里。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税收法定”体现了民主的价值;从法学的角度看,它体现了法治的精神;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又体现了效率的追求。     

论“后体系时代”立法学研究之嬗变——基于立法方法论的考察

在立法迈向"后体系时代"的背景下,立法学研究所凸显出的研究转向与研究之嬗变,需要我们认真考察。立法学嬗变的动因在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过程中的理论诉求,具体包括法律创制转向法律实施、宏观法治转向微观法治两个方面的理论诉求;立法学嬗变的走向是从立法原理的认识论、立法价值的价值论、立法制度设计的本体论转向以立法技术为中心的方法论研究;立法技术主要由包括形式结构规范技术、实质结构规范技术的立法表达技术与以立法前评估、立法后评估为主要内容的立法评价技术构成。     

论法治与澳门博彩业之理性预期

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与时间进程的分析方法,引入对＂赌权开放＂后的澳门博彩业对于澳门经济活动影响的考察,具有特殊意义。通过讨论博彩制度与财富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澳门博彩业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后,目前澳门博彩业带来的＂经济神话＂必然会破灭,因此关键仍然是需要加强＂法治＂,将这一产业纳入法律监管的轨道。     

梁启超的法治概念：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早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救时”,以政治为业,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救亡本位的“法治主义”。晚期的梁启超,立足于思想启蒙,他理解的“法治主义”,可以称为启蒙本位的“法治主义”。1918年是一个转折点,可以视为梁启超的“法治主义”从救亡本位转向启蒙本位的标志性年份。粱启超的“法治主义”,是理解现代中国法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法理念与法治进化论

尽管我们承认法治有“良法”和“守法”两个因素 ,但绝对的“良法”和“守法”的“法治”只能是法治的理想 ,法治应该是不断进化的 ,即法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进化性。法理念的进化促进了法律进化和普遍守法 ,推动了观念法治和现实法治的进化 ,因而社会普遍的法理念的变迁是法治进化的基础。法治社会的真正权威是正义的司法 ,法官的正义判决使“纸上的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因而法律工作者的正义信仰是实现法治的最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