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命下从”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上命下从”是检察一体化的应有之义, 意味着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检察长对检察官享有指令权, 能以命令的形式要求检察机关或检察官实施一定行为。而在客观义务面前, “法律的守护人”是检察官角色的集中体现, 客观公正应成为检察官的不懈追求。当“上命下从”遭遇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之时, 应受到如下的限制:“上命下从”不仅应以检察官的客观义务为边界, 不能抹杀下级检察官的相对独立性, 而且还应该避免检察官行政人化。     

检察机关适时介入实践中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检察机关适时介入制度对于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而言,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该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若干问题。本文将这些问题归纳为4个方面。通过对原因的分析,提出了完善检察机关适时介入制度的5点对策。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态势与制度完善——基于2017—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全面实施两年后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亟需理论深入研判。本文以2017—2019年间的司法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公益诉讼在办案数量、办案规则、办案能力、办案力量、办案重心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办案数量增长迅速，并积极推动诉讼规则完善；各地办案数量差异明显，案件分布不均衡；基层人民检察院是办案主力军；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锐减，办案重心转向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案数量快速增长，但履行诉前程序、提起诉讼的比率呈下降趋势。这些发展态势的内因是检察机关组织机构改革带来的办案能力的提升；外因是党委和人大增强了对检察公益诉讼的支持力度，化解了制度运行中的部分障碍。未来还需从内、外、广、深四个维度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完善：促进公益诉讼检察与三大检察内部融合；建立公益诉讼检察与法治政府的耦合；探索拓展受案范围；建构符合需要的诉讼机制。     

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必要性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完善,保护国家公共利益、维护民事经济活动秩序成为一种迫切要求,由于传统的行政机关在民事经济活动秩序中的局限性,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形式,切实发挥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的积极作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有其不可置疑的必要性,为此,必须加快立法进程,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予以充分肯定。     

检察院民事监督权之我见

本文主张弱化检察院的民事监督权,阐明了弱化监督权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弱化监督权的几点设想。     

审判中心主义下检警关系重构研究

检警关系是刑事诉讼关系的基本内容之一,我国侦查、起诉、审判逐次推进的诉讼阶段构造使检警机关长期面临着配合不足、监督不力的实践困境,审前不良的权力运作将会导致庭审不利的最终结果,难以有效追诉犯罪和保障人权.为了满足以审判为中心司法改革的现实需要,有必要对审前阶段检警关系的运作模式进行研究,为庭审做好准备.在借鉴域外检警关系有益经验的同时,立足本土资源,在选择最适合我国司法运作的检警分离模式基础上,通过具体制度的进一步构建,完善检警机关的权力运作,规范审前程序,为实质化庭审做好准备.     

试论检察院在行政诉讼中的公诉权

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体制缺乏对公共利益的有效保护和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切实监督.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赋予检察院行政公诉权,由国家检察机关和国家审判机关代表权力机关共同行使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职能,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实际可行的监督途径.当然,从现行法律制度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应将规章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检察院提起行政公诉的范围,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不属于公诉的范围.     

论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

检察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权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检察机关的历史作用、理论基础、法律性质以及检察权的性质等方面有待深入研究 ,我们应正确认识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 ,把握检察制度改革的方向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行性及实现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可行性。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过程中的法律地位是程序原告和法律监督者。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不适用反诉、调解,不承担败诉后的诉讼费用。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管辖、举证责任、审前准备、一审、上诉、执行、再审之诉与抗诉程序中的具体规则,应当明确规定和科学设置。     

论中华苏维埃检察制度的人民性特质

中华苏维埃检察制度是在借鉴和仿效前苏联检察制度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实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认识指导下的制度创新。党的群众观点和路线贯彻始终，在中华苏维埃检察制度的形成、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不仅形塑了中华苏维埃检察制度的组织规则、工作内容和职能设定，也赋予了其根本的、鲜明的人民性品格。这是“人民检察”的精神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