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订《少数民族教育条例》之我见

为保障和加快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加强对民族教育的依法管理 ,国家拟于“十五”期间出台《少数民族教育条例》。本文作者作为教育部《少数民族教育条例》起草小组成员和执笔人 ,较深刻地阐述了《少数民族教育条例》的法律地位 ,制订的意义、依据及思路 ,在此基础上 ,具体陈述了自己对《少数民族教育条例》框架结构及有关内容的设想 ,旨在昭示学界 ,求教方家 ,推进《少数民族教育条例》的立法进程。     

清政府管辖西藏地方的立法制度述评

本文从法制角度出发,论述清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法律制度,以阐明西藏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主题。     

毕仲游生平述论

毕仲游生活于北宋中后期,历仕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他精明强干,为官颇有政绩,受到当时士大夫的称赞,然而由于他在政治上属于反变法派,使得他陷入党争的漩涡,对他的仕途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最终也未能位居显要。在复杂的朝廷政治斗争中,他同当时大多数的士大夫一样,最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冲突之解决--论法教义学视野下习惯法的运行逻辑

法教义学的路径可以缓解当前司法人员面对刑事制定法与习惯法冲突时所面临的尴尬。法教义学视野下习惯法的运行逻辑主要通过对犯罪成立要件的判断来实现。习惯法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和开放的构成要件的认定中具有较大运行空间,但为保证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在构成要件解释时,其他要素或要件的解释应尽可能排除习惯法的影响。在违法性判断阶段,习惯法的判断主要是借助社会相当性理论来实现。由于违法的判断是实质的、具体的,故习惯法在此的判断应当结合具体个案分析。在有责性判断中,违法性认识尽管于理论上是习惯法出罪的一条路径,但实际功用很小,更合适的路径应是期待可能性的判断。然目前对期待可能性之理解过于偏狭,应依规范责任论对这一理论进行适当重构。     

法与利益

法与利益问题历来颇受学者关注 ,在当今提倡法制的社会背景下 ,法律作为各种利益的体现 ,如何对各种利益进行适当的调节和取舍 ,不仅是法学研究的课题 ,也是法律实践中需要值得关注的问题。在阐述有关利益的属性 ,利益观的发展的基础上 ,着重介绍了利益对法的决定作用和法对利益的重要作用 ,并结合中国入世后即将面临的现状 ,分析了我国在平衡利益方面的立法缺陷和世界与中国的利益选择问题。对中国入世后对利益的选择和相应法律上的改革提出了建议。     

回回人与蒙古宫廷政变——兼论元朝回回商人与回回法的盛衰

蒙元时期,回回人屡次策划或参与蒙古宫廷的斗争和政变,给蒙元政治带来重大影响,这与一些蒙古统治者支持推行回回法有直接的关系.随着回回法的兴废,回回商人也因此或沉或浮.     

“大学章程”的中外比较研究——基于中国6所“大学章程”拟定为观照点的实证分析

大学章程为学校内部最高规则,大学章程建设以实现学术自由为其目的,在制度上体现为大学章程对学术自治以及教师权利的保障,而程序规则则是章程遵循形式正义的要求。中国大学章程建设从清末开始至今共经历4个发展阶段。在国家教育部门的积极推动下,2013年11月,国内6所公立高校出台了自己的大学章程,也是《办法》（教育部第31号令）制定以来教育部核准的第一批大学章程,这些章程从一开始即被寄予了依法治校、推进高校改革的美好希冀。在梳理中国大学章程建设的历史沿革、分析国外大学章程特性的基础上,本文拟就6部章程,一窥中国大学章程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未来中国大学章程建设的展望。      

民国时期民权观念的变迁:1919年和1934年《县自治法》之比较

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分别于1919年和1934年制定《县自治法》,这两部法律在法律用语、自治事项的范围和议会选举权上的差异体现了民国时期民权观念的变迁。自治法规的差异和民权观念的变迁,既与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的自身性质有关,又与民权观念的传播和影响程度有关,还与这两个时期的民权实践有关。两部《县自治法》的对比,也说明立法是一项涉及诸多层面的系统工程,传统制度与传统文化、立法者自身的立场、观念和价值追求以及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都会对法律内容的民主性、科学性和进步性产生重大的影响。     

论《尚书·尧典》之生成及其文体功能

最初的“典”体生成于殷人的贡典制度,主要是书写对祖先神灵的祝告之辞和先王先妣的祀谱和庙号。周人将礼乐法度上升到了“典”的神圣地位,并将先王先公有教益和借鉴意义的话语也称之为“典”。而《尧典》是春秋时人出于制度的焦虑,为王者未来的实践行为建构的一部理想性的行政法典,体现出了迥异于商周其它“典”体的叙事性文体特征。     

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正步入攻坚阶段 ,针对这个阶段的特点 ,提出抓住司法公正这个突破口 ,抓好司法监督这个重点 ,解决体制改革中的各种矛盾 ,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文化制度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