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诰》中看朱元璋的重典治国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后,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他亲自参与编纂并以诏令形式颁发的四编《大诰》。这部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法规文献,在中国法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思想和主张。     

“严刑重典”难堵中国公款吃喝

位于北京西三环地带上的阜成路,虽然只有3公里长,却有着一个大气的绰号——超级大饭一条街。聚集于此的数十家餐饮企业几乎囊括了中国的八大菜系,尤其以燕、翅、鲍闻名京城。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不少挂着公务车牌照的车辆就会鱼贯而入。     

从《理藩院则例》析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特点

《理藩院则例》是清朝理藩院治理蒙古地区事务的基本法律依据。结合其中律条分析清朝对蒙古地区立法特点，主要有德主刑辅、恩威并用、控制蒙古族上层人士；严刑竣法、严明禁令，对蒙古人民实行高压政策；编旗划界、分而治之，确保中央对蒙古地区的专制统治；维持封建等级制；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等。其最终目的是加强对蒙古民族的专制统治。     

终是仓中鼠——法家人物李斯评议

在司马迁的史实中,李斯其实不过是个势利小人。李斯助秦始皇完成帝业,但其劣迹斑斑,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破坏绝对不可原谅。他最后虽因谏争受赵高陷害,并被荒淫无度的秦二世处死———“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可是他的死可谓咎由自取、因果相报。因为其死时所受之“严刑酷法”,正是他生前建议制定用来“役民”的。李斯在历史上留下法家代表人物的“声誉”,但他的这种“声誉”给法家背上了无法洗刷的历史黑锅。李斯所作所为,也使其作为秦始皇开朝辅佐重臣的意义化为乌有。     

对统一后的秦王朝速亡原因的再分析

本文重新分析了统一后的秦王朝速亡的原因,对传统的"暴政说"或"专制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秦王朝的速亡,是由于复国势力的普遍存在,增加了反秦阵营的实力;对边疆的大量用兵,削弱了对内镇压的力量;浩繁的工程建设,造成了国家经济的极度危机,而这一切又是建立新体制所必须付出的"历史代价"。     

对明初重刑主义的再思考

在中国的历来的历史上,重刑政策做为镇压人民,维护王朝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为古来不少封建王朝所使用,但要伦用法之严、用刑之广,杀戮之盛,首屈一指的要属明初了.但是明初的重刑并未使得社会安定,相反得是犯罪率的高频发和人民的不断反抗.所以我们要对明初重刑主义的错误进行反思,纠正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重刑倾向,使得在社会中刑法的作用能真正表现出来.     

明初低俸与重典惩贪及其历史启迪

明初实行官吏低俸和重典惩贪的治国方略,自有其所得,更有其所失。历史经验启示后人,任何时候开展廉政建设,必须注意到：一是先丰其禄再责以廉乃为廉政之基础与前提;二是多举并施乃是搞好廉政之保障,包括教育先导、重视法制、完善民主监督机制等措施。     

明初“刑乱国用重典”与德治并用的治国方略

明初的统治者以元亡为鉴,总结经验教训.在治国上,一方面强化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即"刑乱国用重典";另一方面加强德治建设,以德治国,促进了社会的稳定,进一步巩固了封建专制统治.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正"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对腐败现象,我们党始终态度坚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宣示了我们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分析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深刻阐释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充分表明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学习     

明代强化皇权对士大夫价值取向的影响

明朝君主集权达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通过撤相、重典等政治手段将决策权力统于君主一身,使得士大夫阶层完全成为皇帝的奴仆,从而进一步失去了士大夫阶层作为文化集团的独立品格。代表士大夫传统责任的内阁首辅不得不以无权之名行使有权之实,屡受部臣弹劾及宦官之掣肘,一旦与君主威权形成冲突,即落得身败名裂下场。这一困境一直困扰着明代君臣,并直接影响了士大夫出仕入仕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