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贵州地区科举取士政策变化

明代是贵州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嘉靖年间,明朝最高统治者逐渐重视地处西南咽喉之地的贵州,加之贵州官员和知识分子对贵州独立开科的积极争取,于是,明中央政府最终对贵州地区的科举取士政策进行改革.     

明清文人对科举制度的态度来研究科举是否符合社会规律

谈到科举,便会与"八股""害人""毒害""愚民"相联系,并且在公众视野中那些誓死抵制科举的文人一定抵制的是科举制度,笔者对该说法提出了质疑,便提出该考究,意在通过研究抵制科举的明清文人代表来研究科举是否符合社会规律。     

如何全面看待明清科举制度

《新课标人民版高一历史》在谈到明清科举制度时，用一句话作了概括：明清的八股取士，被选拔的多是缺乏进取精神和创造意识的人。这种评价是很不全面的，虽然从八股取士开始施行起，就不断有人对其提出批评，至清末维新变法，人们对于它的抨击更是尖锐。明清科举制度确实也弊病多多，但作为今人，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绝对不能因此而彻底否定它的积极意义。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宋代诗赋取士的官韵

唐五代科举诗赋用韵大体遵守《切韵》"同用独用例",宋代则出现了专门用于科举的官修韵书,诗赋应试,限韵与定格等以之为权威功令。宋代韵书编纂与前代韵书的不同正在其功用程度有别,官修韵书也是宋代科举在制度建设上的重要举措。宋代先后使用《景德韵略》和《礼部韵略》两部官韵,都对后世韵书的编纂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     

宋徽宗行“八行科”及其影响探析

北宋中后期,"乡举德行"的儒家理想成为科举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宋徽宗君臣试图通过实行八行科,实现"稽古验今"的政治理想。八行科应试资格较宽,选拔程序以推举和三舍法逐级向学校贡士,录取规模先增长后缩减。八行之士待遇较丰厚,所授阶官也较优越,但差遣以学职为主。徽宗君臣还热衷于营建八行碑,以期扩大八行观念在民间的影响力。八行科在"正风俗"方面确实起到一些效果,但同时也造成了"天下相率而为伪"的局面。     

论唐宋时期的乡贡取士

乡贡取士是科举取士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一种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与西周时的乡举里选、汉代的察举制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宋代的乡贡取士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一种类型逐渐演变为一种层次;这种发展不仅改变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结构构成,使其出现平民化特征,而且直接影响了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     

论前后蜀诗坛的形成原因

五代十国时期的前后蜀诗坛以其独特的文学成就与南唐诗坛双峰并峙,交相辉映。前后蜀诗坛的成因有以下几点:当时前后蜀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国力较为强盛,为其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巴蜀地区自古便崇尚文德,前后蜀统治者对文化礼教也十分重视,不仅广纳贤才,兴办学校,而且沿袭唐制,恢复科举取士,这对前后蜀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大量的入蜀诗人、少量的蜀中诗人和一些皇室成员共同努力,造就了前后蜀诗坛的繁荣景象。     

“以诗取士”的文化策略与山水诗派的生态

“以诗取士”是盛唐最重要的文化策略。盛唐的这种取士科制 ,以官方政策的名义接纳了齐梁文学的艺术形式和趣味 ,造成了特殊的社会制度与生活风习 ,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高度自由而宽松的文化环境 ,使盛唐生活和盛唐人气质全面诗化 ,助长了士人山水情结的生成 ,形成了流连光景而寄意玄远的风景审美的时尚 ,盛唐几乎所有的山水诗名篇都是产生于与科考有关的行旅羁役的奔忙中。在这种特殊的文化生态中 ,山水诗群迅速形成 ,诗歌 (特别是山水诗 )高潮蓬勃出现。     

王安石与司马光人才观之比较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我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高度重视人才是二人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本文试就二人的人才观进行比较 ,以求借鉴。一、高度重视人才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王安石认为人才是国家的栋梁 ,人才得失事关国家的盛衰荣辱。他说 :“夫材之用 ,国之栋梁也 ,得之则安以荣 ,失之则亡以辱。” ① 又说 :“国以任贤使能而兴 ,弃贤专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 ,古今之通义 ,流俗所共知耳。” ② 这些论述 ,言简意赅 ,入木三分 ,充分反映了王安石在人才问题上的远见卓识。北宋中叶 ,赵宋王朝充满着内忧外患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