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风险、多元化经营与中国养禽户家庭生计研究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禽流感的发生会对养禽户家庭生计造成严重负向冲击,而统计数据显示禽流感发生之后养禽户家禽收入显著下降,但家庭收入仍呈上升趋势。 基于农村固定观察点 2 520 个养禽户 2004—2012 年家禽养殖跟踪数据,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禽流感冲击下养禽户家庭生计变化,探讨禽流感、多元化经营与中国养禽农户家庭生计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禽流感的爆发确实对家禽养殖农户生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多元化经营可以削弱禽流感对养禽户家庭经营收入的负向影响,且相比于种植业,养禽户更倾向于通过增加畜牧业投入和非农就业投入来避免禽流感造成的家庭经营收入波动。 我国现有禽流感补偿政策仅按照扑杀数量发放,为制定更为精准的扑杀补偿标准和灾后扶持政策,应关注禽流感对养禽户生计冲击的农户异质性,充分考虑养禽户多元化经营状况,扩大政策关注范围,正确引导农户进行兼业经营。     

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构建收入—资产指数识别了中国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跨期动态转型,并从生计阶梯的视角阐释了生计转型对贫困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1)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低收益生计策略退出率和高收益生计策略进入率比较低,生计转型主要发生在中等收益的生计策略中,最终整个生计阶梯演化为“葫芦型”,是对“金字塔”型生计阶梯的一种改善;(3)农户家庭当期的生计策略选择对上一期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向高收益流动,而物质资本中的农用固定资产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其捆绑效应阻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因此,现阶段扶贫政策应该对农户生计资本提供保障,防止各类外生冲击(包括政策、自然)对农户资产的侵蚀,降低农户生计策略向低收益流动或者单一化的风险。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模式与 农户生计资本变动

集中安置移民相比分散安置移民的生计资本总量显著增加。其中,移民物质和社会资本显著增加,自然资本显著减少,且物质和社会资本增加量大于自然资本减少量,而金融和人力资本增加量没有显著差异。安置点选择、家庭非农就业占比会显著影响移民生计资本,进而对搬迁减贫效应产生显著影响。据此提出,易地搬迁要完善安置区基础条件,增加移民社会资源禀赋,加大就业扶持和产业发展,调整土地、财政金融扶持政策,以保证移民生计可持续性发展。     

黄土丘陵区生态迁移农户不同生计模式与收入水平关系比较研究——基于陕北各县400户迁移农户的随机调查

陕北黄土丘陵区农户生态迁移之后的生计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其生计模式选择直接影响着农户收入水平,而提升不同生计模式农户收入水平又直接关系着农户的根本利益。在对400户陕北黄土丘陵区生态迁移农户生计模式及其收入水平进行调研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研究不同生计模式对于收入水平的影响是否存在或者显著,并运用多重检验分析法比较不同生计模式之间差异的显著性,得到本地农业生计模式农户收入水平与其他3种生计模式农户收入水平具有显著性差异的结论;运用随机森林回归算法揭示影响不同生计模式农户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陕北黄土丘陵区迁移农户不同生计模式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其特征,进一步提出陕北生态迁移农户生计模式选择及提高收入水平的对策。     

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风险、扶持资源承接与政策优化

扶贫移民兼具扶贫和生态保护功能,有效破解区域生态可持续和社会经济发展矛盾的同时也会出现目标的“反功能”现象。基于适应期扶贫移民生计特征归纳,寻求可能遇到的丧失发展资源、失去公共服务、社会关系网络受损、边缘化等生计损失及致贫风险,针对扶贫移民适应期生计发展扶持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政策对接有落差、政策衔接有缝隙、政策承接有障碍”等资源承接问题,尝试提出提高移民发展可行能力、注重产业发展、整合发展扶持政策与资源、强化移民专业经济组织建设、健全农村要素市场、促进发展要素整合联动等建议,以促进扶贫移民安稳致富奔小康。     

论中华民国初期东北地区朝鲜族社会的自治运动——以延边地区为中心

1913年,延边地区成立了朝鲜族自治团体——垦民会。然而,垦民会所倡导的民主共和制与新文化教育却招致了奉行"中华"思想的儒林派的强烈抵制。为此,儒林派相继建立了农务契、孔教会延吉支会等团体,与垦民会针锋相对。1914年初,垦民会和农务契被地方当局强制解散,朝鲜族社会中的新旧势力代表联合设立了奖业会,试图排解朝鲜族社会所面临的危机。之后,他们将活动区域扩展至整个东北,其交涉对象也由地方政府上延到中央政府,并谋求设立"东省韩族生计会",以促进东北地区朝鲜族自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资本下乡前后灾害移民生计资本的对比分析——以四川省南宝山异地安置点A区与C区为例

针对四川省南宝山异地安置点A区和C区土地流转的状况,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建立灾害移民生计资本指标,从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这五个维度来分析资本下乡前后汶川地震灾害移民生计资本的变化。研究表明:资本下乡后,灾害移民自然资本剧减,金融资本偏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增加较为明显。土地流转后,家庭主要剩余劳动力大量外流,灾害移民就业多样化、收入多元化日趋明显,生计脆弱性逐渐减弱,生活状况明显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