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

五帝不是指五个具体的人,而是不同时代的代名词,其中每一古帝都经历了若干世;五帝不是传说时代,而应该是一个历史时代。根据《春秋命历序》及其它古代文献研究,排出五帝时代框架为:黄帝代公元前4420～公元前2900年;颛顼代公元前2900～公元前2550年;帝喾(包括尧)代公元前2550～公元前2150年;帝舜代公元前2150～公元前2100年。少昊的年代重合于黄帝、颛顼的年代之中。同时可以将中国新石器时代众多的考古学文化分别归入前五帝时代(下限公元前4420年)和五帝时代两大段,后者又可分出黄帝时代(下限公元前2900年)与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下限公元前2100年)。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年代对应,多是大体相当,无法严格要求;五帝文化与考古学文化的对应,也应该允许学者进行探索。     

唐虞夏商天象考

文章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尧舜禹、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五星会聚、日食和历日等天象,利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来推算这些天象的年代,从而可以对尧舜禹和夏商的年代进行一定的限制。     

胶东古文化：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特区”

山东胶莱河以东的胶东半岛地区因其相对独立的地理位置,孕育了五帝至夏、商、周时期的独立起源、自成体系的胶东古文化及商、周以来的古族古国.这一区域文化在与中原及周边地区古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文明内涵,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特区".正确认识这一文化区,对于亚洲乃至环太平洋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叉.     

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们,不但与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与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历史所形成的矢志不移地追求精神、诚信厚德、移风易俗和追求社会和谐的“龙德”,既是华夏民族的精神,也是炎黄文化的精髓。     

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

古书辨伪工作是顾颉刚先生毕生致力的事业,他的最终目的则是重建真实的上古史。他并且认识到重建上古史的根本出路在于考古学,只是未及从事相关工作。而时至今日,已出土了大量五帝传说时代的考古资料,通过考古学来重建真实的上古史也已有实质性的开展了。     

从《史记·五帝本纪》看司马迁的学术研究方法

《五帝本纪》作为《史记》开篇之作,被誉为“中华正史第一本纪”,历来受到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史记·五帝本纪》体现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主要体现为资料收集的广博性、田野调查的广泛性、甄别选材的严谨性、研究思考的深入性等方面.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学术研究方法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秉笔直书,更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研究方法的体现,对于当今学术研究仍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史记·五帝本纪》五帝谱系合理性探究

《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五帝谱系,历来是学者争论的焦点。从现存文献记载归纳出的四种五帝谱系来看,其基本框架是一致的,只是个别世系略有差别。从民族学的角度及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五帝之间并非直系血缘的父子、子孙关系,而是氏族、部落发展过程中的分裂与分化。五帝谱系不是五帝的家谱,而是对于中国上古氏族部落乃至民族历史发展轨迹的反映。     

“三科之条,五家之教”诸说辨析

东汉经学家郑玄提出了《尚书》有"三科之条,五家之教"的主旨,清儒段玉裁等认为这是汉代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不同学说,影响甚大。但自清代、民国以来,也有学者表示反对,诸家的考辨和结论体现出不同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视角。综合汉代经学史料与诸家之说,郑玄之说当为汉代今文学派,即博士经学的观点,体现了董仲舒《公羊春秋》的学说,而以清代魏源的考释最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