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力市场歧视及规制路径

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对劳动者进行与其生产率无关的个人特征的估价,这种估价影响了个别劳动者获得同等报酬或获得同等就业的机会,这种行为即为劳动力市场歧视。主要表现为不平等的就业机会、较严重的性别隔离以及缺失的安全保护,严重影响着劳动者的生存权和平等就业权。劳动力市场歧视包括诸多类型,也存在显性和隐性歧视之分。但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在规制歧视行为时存在法律体系全而不精、制度设计华而不实、救济渠道有而不通等问题,需要从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方面进行治理。     

为何城市总体规划 不能准确预测未来人口规模? ——对中国城镇化经济动因的空间计量分析

梳理16个城市历次城市总体规划对其未来人口规模的预测,发现近80%的样本低估了未来人口规模。因此通过构架劳动力转移模型,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2000-2017年间中国31个省市城镇化的经济动因,发现:第二、三产业比重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越大、房地产占GDP比重越高、人口增长速度越高的地区,城镇化率也越高,而资本形成占GDP比重越高的地区城镇化率越低,GDP增速对城镇化率没有显著影响。基于驱动城镇化的计量结果,认为有三方面原因导致预测人口规模失败:一是政府忽略了人口转移的经济规律,二是由于制度原因政府偏好小城镇并刻意压低人口规模,三是苏联模式后遗症的影响。因此,在未来城市发展进程中,应结合人口转移的经济规律进行城市规模预测,继续强化市场机制建设,充分信任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减少制度性障碍,积极调整公共资源的供给缺口,认真落实社会法治,做好公平市场竞争机制的维护者。     

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兼析金融危机后的影响

本文从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4个方面衡量劳动力议价能力,运用模型刻画了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同时选取2001～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进入新世纪后,劳动力议价能力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劳动力议价能力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正相关,劳动力议价能力可以解释劳动收入占比波动的10.10%,且工资在二者传导机制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二,对于全国层面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劳动力供求关系、劳动力属性、闲暇效用和劳动力制度保护分别贡献了约1.004、18.602、1.395和0.773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层面的劳动力属性和闲暇效用的贡献比全国分别高1.593和1.706个百分点。其三,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速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劳动力议价能力成为劳动收入占比提高的主要动力,三者平均贡献了19.881个百分点。     

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格局及其形成机制分析

本文在对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的历史演变及当前呈现的格局特征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理论和实证分析了形成该格局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力空间集聚格局的形成是包括市场、政府以及城市本身的人口基础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表征市场"无形之手"的产业空间集聚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主导作用,政府应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行政手段对其进行适当的干预和调控,从而实现劳动力资源相对均衡的分布。     

三重转型框架下农民工的形成原因及其特征分析

以发展转型、战略转型、体制转型为主要内容的三重转型框架以及该框架下的迁移劳动机制是农民工产生的主要原因。应将发展作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主要途径,进一步增加农村教育投入、完善农民工就业培训体系,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弱化迁移劳动机制对农民工的限制及影响。     

工业劳动力流动、资本创造与经济地理空间均衡

资本创造模型（CC模型）忽视了要素流动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而发展的新的资本创造模型则认为资本集聚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劳动力的流动过程。另外，是资本的实际收益而不是名义收益决定资本是否创造。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度、工业品支出份额及资本贴现率的变大，替代弹性及资本折旧率的变小，将降低对称结构的稳定性，而提高中心-外围结构的稳定性；经济地理空间的产业均衡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企业生产工业品的规模报酬递增程度足够显著，或者工业品支出份额很高时，市场拥挤效应将彻底消失，并转化成为促进产业集聚的动力；突破点与持续点的大小比较可以形成不同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贸易自由度的变化，本文发展的资本创造模型可以体现出多样化的产业空间动态演化行为。     

百年话“三农”:天府大地沧桑巨变

新中国成立前:四川是关键的大后方四川被誉为"天府之国",从农业发展的要素条件看,具备劳动力资源丰富、农业生产用水充足、气候条件适宜等优势,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经济作物种类众多,是畜产品的重要基地。1938年,四川粮食产量1797.5万吨,棉花3.7万吨。十四年抗战期间,全国大批军民迁徙到四川,许多机关、学校也搬到四川,四川在保证军需、调节民食,稳定物价、安定大后方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个体化视域下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的困境分析

立足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运用个体化理论对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的经历进行个案考察。研究发现,农村已婚妇女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并未实现完全的个体化,而是表现出一种赋权与崛起、被动与失落共存的状态。性别差异、角色分工的路径依赖等是导致她们难以实现完全抽离的根本原因;个人独自承担外出务工可能面临的一切未知风险,造成了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她们进城务工行动一定程度的失败;加之"嵌入"的制度环境不完善,她们的个体权益与权利难以得到保证。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的经历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社会个体化马赛克式的发展路径。     

传承还是重塑? 本土老字号品牌活化模式与机制研究——基于品牌真实性与价值迁移视角

如何通过"寻根"的方式重新捕捉失去的品牌资产以扭转品牌的衰退趋势,并促使品牌价值再生的品牌活化探讨正成为品牌管理研究的焦点。本文基于品牌真实性和价值迁移视角,采用跨案例研究方法,选取达仁堂、隆顺榕、广誉远和京万红4家本土老字号企业作为案例,探索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老字号企业如何进行品牌活化等相关问题。研究发现:(1)老字号品牌活化包含品牌真实性构建和价值迁移两个维度,企业通过品牌真实内核的传承与更新和品牌价值链的延伸与拓展激活老化的品牌;(2)老字号品牌活化可分为防御型、折中型、创业型和先锋型4类路径模式,不同的嵌入环境压力导致活化模式与机制的异质性;(3)拥有技术优势的老字号企业倾向于通过品牌建构真实性和跨领域品类扩张进行品牌活化,具有产品优势的老字号企业则是基于品牌原真实性和品牌价值链延伸进行品牌活化。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揭示品牌活化的内在逻辑和老字号企业品牌决策有着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