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犯罪保安处分制度建构研究

我国反恐实践凸显现行法律措施的不足,表现为事先预防体系缺乏整体规划、司法领域刑事司法介入迟滞、教育矫治缺乏有效对策、对可疑人员合法羁押"安全阀"缺失等。在"一带一路"和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下,考虑到恐怖活动特别的危险性,有必要建构反恐怖犯罪保安处分制度,以有效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人工智能体的刑事风险及其归责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自动性)所衍生的侵害人类法益的刑事风险是亟待认真对待的"真问题",绝非凭空臆造、危言耸听的"伪问题".对人工智能体被滥用于实施犯罪的刑事风险,应根据现有刑事归责原理,按照具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罪过形式,分别追究人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设计者、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体脱离人类控制侵害法益的刑事风险,赋予人工智能体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论归责方案,存在持论依据及论证路径方面的诸多误区.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缺乏适宜性,应当借鉴"科技社会防卫论",通过建构保安处分机制,由司法机关在参考专业技术意见的基础上,对严重侵害人类利益的人工智能体适用以技术性危险消除措施为内容的对物保安处分,回避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必须具备可非难性的局限,进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必要的法律空间.     

马云:父爱如铁锹

1964年9月10日,我出生在浙江杭州的一户普通人家。从小身材瘦小的我有一个和自己身体条件很不匹配的爱好--打架,还因此缝过13针,挨过处分,父亲为此帮我转过3次学。当时,父亲是一家戏剧协会的负责人,他常带我去看戏。我对戏里的唱腔丝毫不感兴趣,倒是对武生们在台上的好身手佩服不已,学起散打和太极拳来。     

刑事禁止令的性质辨析

我国刑法理论对刑事禁止令的性质认识不一,这是因为没有明确决定其性质的因素,确定禁止令的性质关键是探究其存在根据。禁止令的存在根据是对危害社会行为的预防,和保安处分相同,其应属于一种保安处分措施,而非刑罚执行过程中的监管措施。     

部分请求诉讼的既判力问题研究

对部分请求诉讼的既判力问题,诉讼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大体上可以分为部分请求全面肯定说和部分请求否定说两种相对立的观点。部分请求诉讼全面肯定说、部分请求否定说中根据原告是否明确表示该诉讼请求是部分请求来决定是否允许原告再提起诉讼以及在原告做出明示的场合下根据原告是胜诉还是败诉来考虑是否就剩余请求允许原告再次起诉的主张都不能令人信服,相比较而言,部分请求全面否定说较为合理。在我国,应当原则上采取部分请求全面否定说,采取减少部分请求诉讼的合理措施,并例外设置允许对剩余请求提起诉讼的特殊情形。     

论舍弃上诉权

舍弃上诉权乃当事人向法院所作的不上诉的意思表示。舍弃上诉权不仅符合程序选择权原理,也契合处分原则,因而具有正当性。舍弃上诉权应具备当事人适格、当事人具备诉讼行为能力,在一审裁判确定前作出,以法院为相对人,原则上要采取书面形式等要件。舍弃上诉权如果合法,将导致上诉人丧失上诉利益和一审裁判确定的后果。立法应当对当事人舍弃上诉权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加强法院阐明权的行使,对当事人意思表示瑕疵予以救济。     

“党内的母亲”任弼时

正今年4月30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党的卓越领导人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任弼时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搞"路线斗争",从不偏听偏信,倾力抵制各种"左"右倾错误,因而挽救和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免遭迫害和杀害。他在处理问题上周到细致,关心爱护干部,情系民众疾苦,待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考虑各方面的问题,所以很多同志遇到问题都愿意来找他解决,称他为"党内的母亲"。     

浅析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

若认定无权处分行为是效力待定的行为，那么，无权处分行为本身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无处分权行为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无权处分的效力待定自然转化为有效行为；权利人拒绝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不能取得处分权，无权处分行为是无效行为。动产已交付善意买受人且善意买受人已支付合理对价，不动产已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且善意买受人已支付合理对价，善意买受人依据我国相关法律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若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因权利人拒绝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订立合同后不能取得处分权，善意买受人不能取得约定应得的动产或不动产，善意买受人可依据合同约定追究无处分权的人的违约责任。     

无权处分制度研究

《合同法》第51条所规范的无权处分制度犯有法律规范"以偏概全"和"体系违反"的错误,引起法律价值、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导致实践中的司法混乱。本文试图对我国无权处分制度进行类型化规范,即区分买受人知道出卖人没有处分权和不知道出卖人没有处分权的不同情形,赋予无权处分的不同效力类型,从而达到无权处分制度与法律行为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权利瑕疵制度的体系协调。     

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别——由一则案例引起的思考

盗窃罪、诈骗罪作为两种传统型、多发性、常见性犯罪，在司法实务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由于两者均为侵财类犯罪，主观犯意相同、客观行为也具有相互交错的情况。导致司法实践中常常引发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