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化解“邻避冲突”的新途径

政府积极与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找到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方可实现“双赢”。“邻避冲突”的内涵与特征“邻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一词起源于西方,是美国学者O’Hare在1977年最先提出的。主要是指社区居民害怕核电站、垃圾处理站等产生的环境风险,反对设置这类公共设施,称之为“邻避设施”(李永展《邻避症候群之解析》,《都市与计划》,1997年第1期)。而因这类设施引发的抗争就演变为“邻避冲突”、“邻避     

马克思公益思想的现代诠释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面解读马克思的公益思想,马克思肯定劳动人民互济互助的行为,否定资产阶级虚伪的慈善活动,这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公益事业。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性"是公益产生的基本条件;"社会共同体"是公益实现的社会基础;"共同利益理论"是公益实现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公益思想为我国发展公益事业提供了理论基础,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是发展公益的现实基础,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和利益交互性是发展公益的现实需要,倡导公益思想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路径。     

鲁迅思想的道家情结——从“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谈起

鲁迅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句名言在学术界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也有的认为这是对道教的否定。文章认为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影响力是广泛和深远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个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从鲁迅的文章和言论中,随处可以看到道家思想的痕迹,所以鲁迅与道家思想是有着不解之缘的。     

对象化视域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宗教观的差异

费尔巴哈以其对象化理论揭示了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宗教的本质、消除宗教异化的路径。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致力于从世俗基础中去寻找宗教产生的根源，但同时，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对象化理论的扬弃，同样从这三个方面出发，产生了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更为科学的宗教观。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困境与出路探究

在依法治国的布局下党中央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重要职责和使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开展以来,暴露出案件数量少、质量低,诉讼范围过窄,调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职能,应有的放矢直击问题,从优化执法环境、扩大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建立多元化的诉讼启动机制,完善调查取证制度等方面着手。     

公益诉讼制度框架下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研究

2017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修改,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其中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成为新时代依法治国的新举措。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赋予了检察机关督促纠正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的职权,但2018年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删除了审议稿中该项内容。本文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提出背景出发,通过分析行政公益诉讼与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之间的关系,探讨检察机关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权,分析目前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存在的困境,提出正确认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基层检察院设立专门公益诉讼机构等完善建议,以期推进检察机关通过履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职责,更好地监督行政违法行为,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新中国宗教治理方略的演进路径及内在逻辑——基于宗教管理政策性文献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宗教管理的政策性文献。运用现代国家治理的理论与方法,分析我国不同阶段宗教管理的政策策略,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宗教治理方略的变迁,经历了从政策性管理到法制化管理,再逐步转向法治化治理的演进路径。新中国宗教管理的策略与方式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特征。执政党宗教治理理念与方略的演进路径,与国家治理理念和战略的转变一脉相承,具有历史必然性。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宗教发展的新变迁

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较为深刻的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我国宗教领域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各宗教总体呈复苏发展之势,宗教的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华宗教生态圈的动态平衡面临新的调整,信教群众的结构显著变化,信徒的阶层分布均衡化,宗教传播方式日益多样化和现代化,宗教领域的矛盾也日益复杂.这些变化对我国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使我国国家治理尤其是宗教事务治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     

宗教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团结如何可能?——哈贝马斯的思考及其启示

罗尔斯认为,宗教必须与政治截然分开。哈贝马斯则认为,宗教作为一种意义建构的世界观不可避免地会涉足公共领域,宗教也可以提供合理的、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宗教世界观在进入公共事务讨论之前要经过世俗化的"翻译"过程。哈贝马斯试图在世俗主义和宗教多元主义之间探索第三条道路——商谈伦理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