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社会性指向——表达型攻击概念的提出与实证研究

已有对攻击的研究常常将攻击分为工具型和情感型两种,前者指将攻击作为一种获得现实报偿的手段,后者强调攻击伴随强烈情感,并希望被攻击方遭受痛苦。但是上述两类都忽略了攻击的社会意涵,难以解释基于价值规范展现的攻击行为,这类攻击行为既没有明确的报偿,也不必然伴随强烈的情感。基于对寄读学校学生的实证研究,发现表达型攻击类型的存在。对表达型攻击的讨论有助于更好地类型化青少年攻击的类型,从而提供更为有效的攻击行为的干预措施。     

权利指向抑或利益指向:纠纷解决机制生成的另一维度

传统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两分模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权利指向和利益指向两分模式可以揭示纠纷本质.权利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以权利分配作为纠纷解决的基础,比如诉讼、早期中立评估制度;利益指向型纠纷解决机制则以利益分配作为纠纷解决基础,比如调解制度.不应将权利与利益不同指向的纠纷解决机制发展成双跨不同指向的"全能明星",制度异化将导致"当判不判"、早期中立评估制度的中立人为促进和解而导致评估失实、以判压调等弊端;理应将颠覆纠纷解决机制本质的因素去除,并应同时做好制度之间的衔接;不应只用单一的调解率来评价纠纷解决机制,而应采用多元化的科学评价体系.     

对人的本质的复归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指向

以往阶级社会的社会制度,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优势地位阶级的利益而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以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对其本质的复归为其根本指向,是人类世界观的重大变革.为此在处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发展其社会生产力仍然是主要任务,但是却不能变革社会制度的功能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的.为此,保证人性与人的本质要求相一致,彻底剪断资本与权力联系,保证人的自然性、社会性、思维性相统一的,力求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应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思路.     

论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资格的二元化

我国当前民事诉讼立法对适格原告的要求过于严格,无法契合反垄断私人诉讼的特殊需求,导致此类纠纷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的司法救济。借鉴域外经验,结合自身国情,构建我国反垄断私人诉讼原告资格制度至关重要。私人提起反垄断诉讼因其利益指向的不同有着反垄断私人诉讼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的分化。在起诉者利益指向分化下,二者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困境和需求,由此在原告资格的确立上也应有所差异,即反垄断私人诉讼适格原告二元化。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婚姻遭际与清代女性创作风格的转变及其原因

清代女性创作多以婚姻为界,未嫁时其文风清新活泼;成婚后则累于俗务,风格一变,或沉重艰辛、或凄清枯寂、或超脱放任。在这些女性的创作活动中,鲜明地体现出依赖性、临时性、边缘性、个人化的特征。其成因从文化角度来看,一是男女双方共同营造的强大的道德束缚,二是主流文化对女性创作的离异感大于认同。     

孔家坡汉简《日书》补释一则

本文对孔家坡汉简《日书》中的“斗挚”进行了梳理，对“斗擎”训读为“斗繁”的说法提出疑问，认为“挚”读如本字，表示指向义，“斗挚”是指斗柄的指向。     

后现代话语中的行政公共性

后现代公共行政以反叛和解构为其旨趣,直接地指向现代公共行政本身。行政公共性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首当其冲地受到后现代的反叛和解构。但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并非一种虚无的事实,而是与现代行政公共性完全不同的一种事实;它包含于碎片、差异、多元之间,在制度层面表现为公共治理。公共治理在其中展开的环境与语境,构成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发生的场域,它是一种公开、实在、共同的场域,可以称之为＂阳光之幕＂。后现代公共行政是该场域中的游戏,它需要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又需要政府提供服务,从而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得以实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