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户籍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性分析——来自262个地级市的证据

本文以2000-2016年26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城市规模视角探究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收敛问题,分析人口迁移和户籍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及不同规模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大城市的绝对收敛速度高于中小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的条件收敛速度高于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从分周期的"动态收敛"看,整个周期内无论是绝对收敛还是相对收敛速度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大城市以及特(超)大城市城乡收入差距的条件收敛速度逐渐超过了绝对收敛速度,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相反的走势。进一步分析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因素,发现人口迁移显著缩小收入差距,且通过户籍城镇化机制发生作用,迁入人口若能顺利转变为城镇人口可缩小收入差距。目前在大城市中迁移人口获得城市户籍较难,而小城市相对而言获得城市户籍较为容易,在低于526.48万人的小规模城市中户籍城市化更加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些发现对解决日益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养老金收入调节：借由“第一支柱”抑或“零支柱”

收入调节机制体现养老保障的公平性，更是决定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效率的关键要素。城镇职工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依靠在“第一支柱”中采取DB型给付实施收入调节，从风险管理理论来看，这一传统模式并不能有效匹配养老金制度的多重目标，在制度实践中，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制约其效率发挥。完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需要力所能及地建立与纳费型支柱联动的非纳费型养老金“零支柱”，充分发挥其基础性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由此建立起支撑社会保险降费的基础，减少纳费型支柱收入调节产生的效率损失。这一结构性调整并非使社会保障走向福利化，而是对补救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修补和完善，是政府积极承担社会保障责任、寻求从根本上改善养老金制度效率的理性安排。     

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感知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不可避免地会对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就业产生直接影响。本文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求职难度的变化和收入水平的变化等两个方面考察了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农民工就业压力感知的现状、特点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38.76%的农民工感觉近两年求职难度增加,34.06%的农民工近一年内出现了收入水平下降。基于Heckman两步法的计量检验显示: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高于城镇户籍的流动人口,并且中老年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更高,女性农民工的求职压力大于男性、但收入下降的压力却低于男性。而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下降。雇主或从事自营工作,以及在个体及其他所有制就业的农民工,其收入水平下降的可能性显著更高。华南和华东地区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显著低于其他地区,并且就业压力在不同行业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共同富裕中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研究

从理论渊源来看，共同富裕是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一个理想目标。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提升不同群体的致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致富能力是在市场机制和收入分配的双重逻辑下实现的。市场机制是致富能力形成的平台基础，不同群体通过市场机制参与经济活动，贡献不同的生产要素从而获得相应报酬；收入分配中不同要素报酬的相对差异导致了不同群体致富能力的差异。致富能力的提升需要让每个人平等地获得积累人力资本和参与共创、共建、共享的机会，也需要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来激发不同群体提升致富能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性。     

中国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量与识别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在测算收入贫困的基础上,采用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人的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和包括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I),涉及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研究发现,MPI-II测量的主、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且主观福利贡献最大;MPI-I测量的客观多维贫困次之,收入贫困发生率最低。进一步,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样本进行交叉识别,收入贫困的农村老人中有96%同时陷入多维贫困,多维贫困样本中一半以上为非收入贫困。这说明虽然收入始终是农村老人多维贫困识别的重要因素,但以主观福利为代表的非收入因素影响更大。     

社会保障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公平和稳定,也影响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国家出台了许多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使用了有效手段。目前,社会保障是不乐观的,是小范围的社会组成水平低,社会保障水平低,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支出和就业不充分。社会保障水平低、发展不平衡,不能有效缓解城乡收入差距上的问题,通过以下措施,以有效缓解城乡收入差距。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瓶颈制约和政策优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为缩小城乡差距,振兴乡村发展,必须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农民获得感。在经济新常态下,财产性收入作为收入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逐年增加,存在较大的可挖掘空间。探究当前农民财产性收入在收入分配、土地制度、金融体系、农民意识方面的制约因素,对解决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有效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要做出针对性的政策优化:以乡村振兴为契机促农民增收、基于承包地和宅基地确权保护农民产权、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以拓宽农民融资渠道、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以培养农民投资理财意识,确保农民资产增值的制度性供给,为农民增收提供不竭的内驱动力。     

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历史演进与时代抉择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从生产力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城乡发展从“依存、对立、再到融合”的历史逻辑规律，这是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的理论基础。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出发，考察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的特征事实和逻辑主线，发现新中国70年城乡收入结构变迁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演进阶段，呈现出“低水平均衡－高水平失衡－高水平缓和”的分步演进特征。其逻辑主线包括一条根本主线和三条具体主线，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探索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共享发展这一根本主线，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坚持“动态调整”的时代意蕴三条具体主线。站在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振兴乡村，成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的矛盾，平衡城乡收入结构的时代抉择。     

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增长跨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迅速跨越下中等收入阶段,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身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呈现什么样的发展态势?中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新时代下中国不得不面对和回答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本文将采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方程进行测算,2022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至7.32%,人均GDP将达到1.33万美元,顺利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全面小康目标。2035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下降至6.34%左右,人均GDP将达到3.15万美元,约占美国的38.29%,有望进入现代化低级阶段,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于此,应通过注重资本投资方向,提升资本投资效率,加大教育投入力度,降低人力资本错配,全面深化改革,加强自主创新等手段多管齐下,精准发力,为保持潜在经济增长率中高速增长,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