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金收入调节：借由“第一支柱”抑或“零支柱”

收入调节机制体现养老保障的公平性，更是决定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效率的关键要素。城镇职工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依靠在“第一支柱”中采取DB型给付实施收入调节，从风险管理理论来看，这一传统模式并不能有效匹配养老金制度的多重目标，在制度实践中，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制约其效率发挥。完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需要力所能及地建立与纳费型支柱联动的非纳费型养老金“零支柱”，充分发挥其基础性收入再分配调节作用，由此建立起支撑社会保险降费的基础，减少纳费型支柱收入调节产生的效率损失。这一结构性调整并非使社会保障走向福利化，而是对补救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修补和完善，是政府积极承担社会保障责任、寻求从根本上改善养老金制度效率的理性安排。     

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算,运用静态、动态以及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后扬的“U”型特征,并且当前我国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依然体现为负向作用。使用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传导渠道分析表明,环境分权通过资源错配渠道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还具有地区异质性、结构异质性等。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环境分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为调整及优化环境分权制度安排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引和借鉴。     

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的土地财政困局分析

在2001-2013年的13年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累计为19.7万亿元,相当于2013年我国GDP的34.7%。土地财政在地方政府以GDP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你追我赶的过程中,已经不啻于一剂"经济鸦片",调控政策中中央与地方的博弈正是地方政府竞争最为直观的表征。文章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厘清土地财政困局的动力机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重构中央与地方关系,约束地方政府收权的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向市场的"让权",从体制机制上找到破解土地财政困局的良方。     

分权改革与国家治理:中国经验分析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集权体制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影响了财富的生产,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权化成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精简机构、2000年以后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改革表明,虽然政府改革的主题不断变化,但改革的总体方向保持了持续性——分权化。但是,这种分权化改革也产生了国家权力"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均衡。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种分权化进一步表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的经验显示,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要解决好国家发展活力不足以及部门本位、地方保护、寡头分割等问题;分权化的目标不是重新切分"权力蛋糕",而是实现治理变革;分权化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是让企业、社会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权化改革必须与促进统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变革同步进行。     

中国式财政分权抑制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吗?

通过构建公共服务供给评价指标体系,以2006-2018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极值熵值法测评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此基础上,从财政收入和支出分权双重视角建立面板t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整体上看,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逐年提高的发展态势。公共服务供给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最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急需提升。按准则层提升幅度大小排列依次为:科学技术与教育>公共交通与安全>社会保障与就业>公共卫生与文化>公共环境。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波动类型可分为平稳性、持续波动型和跳跃型三类。(2)全国层面,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显著抑制了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分地区层面,在东部及中部地区,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这种影响不显著。系列控制变量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和城镇化水平以及65岁以上人口比重等变量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工业化水平和对外开放度对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区域差异,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具有地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