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中工具理性批判研究

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开创者,他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在整个法兰克福学派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进行工具理性批判的重要依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霍克海默批判了工具理性,在此基础上,他也对文化工业的缺陷进行了批判,并且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科学技术。他认为工具理性会使人思维程式化,人类想象力丧失,事物标准化,以至于导致极权主义的产生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     

现代性批判视域下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主体性实践关系考察

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问题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矛盾性就一直被社会理论家们感知和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是在批判现代性问题上发展起来的。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文明进程极大地改变了人类以往的社会存在方式,但也使主体自身原本具有的积极主动参与实践成为不可能,物化阻断了人们与世界之间的真正关联,以错误的实践形式代替原有的真正实践形式来表达主体的生存状态。怎样冲破这种已经被物化的生命意识的束缚将是一个艰难的进程,而对人们实践活动形式的美好期许正是对现存物化状态的否定。因此,对卢卡奇物化思想的探究对我国社会思想和文化建设仍有其重要价值和理论意义。     

别现代之“别”

别现代理论在西方现代、后现代话语中穿行,受到美欧国家学者的重视,并以机构的形式在美欧国家安营扎寨,其表面现象是本土话语的国际化,但深层原因却在于别现代理论对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精准概括,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作了全新的探讨,从而在本土现实中生成有别于西方现代、后现代的思想和理论。别现代的"别"与"后理论""后真相""复数的现代性"作了切割,具有复句和反转批评的功能。别现代从现实出发的理念和方法,构成解剖中国问题的一个切口,也因此而形成了中西对话的端口。别现代理论的实质性创新很多,但最主要的创新还在于其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反思和批判伪现代的理论主张和求真的价值追求。     

巴人“胡风批判”与“日丹诺夫模式”的“亲缘性”

[提要]巴人1956年《文学论稿》从政治立场、哲学方法、美学观点三个维度批判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较之1948年与1955年的胡风批判更具理论性。其理论资源与1954年春在北京大学讲学的毕达可夫讲稿《文艺学引论》相同，皆取自“日丹诺夫模式”，由此可反思文学理论是否尊重了文学的审美性。     

论资本主义的“物神论”批判

如果说近代哲学的任务是将"神学"世俗化为"人学",那么,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所揭示的"拜物教"可视为神学世俗化的版本形式;由于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是与资本主义相匹配的观念形式,因此,要系统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决不能停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次,而亟待确立一种"物神论"批判的视角;这种视角的确立,既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演进逻辑,也有利于推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     

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

阐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是深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实质的重要维度。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需要从主题转换、根本旨趣及真理意义三方面进行分析。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方法及内容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将现象学主题“意识经验”转换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分析中，逐步形成了立足于社会现实特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进而在对商品、货币、资本、劳动等物的形态的现象学理解下，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物象化世界”背后，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深层矛盾本质——“抽象对人的统治”；更进一步，“重构新型社会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真理”，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及自由、正义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追求。这一研究进路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谜”，更展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蕴含的现象学精神对于推进现实历史进步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