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咏史诗在大和初的影响--兼论中晚唐诗歌学人气渐显之趋向

大和元年左右，刘禹锡终于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贬谪生活，重新回到政治中心，他固然有“前度刘郎今又来”的满足与欣慰，但政治热情已下降，而将其旺盛的生命力更多地转入到诗歌创作中。不同于韩孟尚怪与元白尚俗，诗人以学者的识力与诗家的豪情在咏史怀古之作中开掘出新的诗境，再次登上诗坛最高点。这既是诗家才力使然，又是长庆之后诗风转变的反映。在贞元、元和相对稳定的三、四十年里，进士科出身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有了全面发展与提升，学者型官员增多，士人崇尚才情的价值观念不断融入史学成分，尚学重识在士人的评价体系中越发突出，史学在士人知识结构中分量加重。刘禹锡咏史让白居易折服，并以此类作品转变仕途命运，即与这一学术背景关系甚大。具体解析刘禹锡《西塞山》、《金陵五题》这类作品发表与被接受的过程，可说明刘禹锡重返诗坛中心的原因以及中晚唐诗风之变的具体过程。     

论西昆体对义山体的渐变及其诗学价值估定——以咏史诗为例

本文通过对西昆体和义山体部分同题咏史诗的比较，指出西昆体诗人对李商隐诗学观念的承继与变化，改变传统论家以为西昆全宗义山而得其末节的偏见，估定这种变化的原因及其在宋代诗歌自立进程中的作为转折枢纽的关键价值。     

杜牧咏史诗思想内容初探

在唐代，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灿烂的阶段。整个文坛出现了百花盛开、全面繁荣的局面，各种文学体裁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诗歌最盛，犹以盛唐为最，可谓“盛唐气象”。但随着唐王朝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矛盾又趋于激化，加之玄宗日渐昏庸，沉湎声色，任人失当，终于在八年“安史之乱”中一蹶不振，落得个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政局急转直下，面对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残酷现实，诗人的浪漫豪情再也找不着了，他们带着理想前途的无法实现、人生失意的痛苦和对光明的执着追求不得不对现实社会作一个深沉的反思。     

元上都咏史诗的内容及其意义分析

咏史诗中诗人的历史观能够体现一个时代的思想与人文精神。元上都咏史诗的题涉及到李陵、苏武等,各民族咏史诗人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传统价值观认定并没有因为统治主体的更替而发生变化,中国古代文人基本传统价值观得以赓续,明显受到儒家传统的忠孝节义价值观的影响。这说明:元代的文化政策是开明、开放的,也是宽松的;也是元代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并能够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生动例证;其中由咏史引发的国家强大的自豪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在元代生动而具体的写照,说明中华民族的共同认知已逐渐形成。     

咏史词散论

文章作者以史家之眼光 ,文学之角度 ,剀切阐明了中国古代“咏史词”在其开创、形成、发展过程中 ,如何借“咏史”以“咏怀” ,对历代兴亡、可歌可泣之人和事做了历史地艺术地评判 ,供人欣赏、借鉴 ,给人以启迪。     

陈孚诗歌论

陈孚在有元一代时见高节,为人称颂,在山水诗、咏史诗等领域各有所成.陈孚诗歌意趣丰富,天趣自成,呈现出一种回归唐风的美学努力,展示了元代诗坛的变革路向.但是,陈孚及其诗歌创作长期以来为文学史家所遗忘,实为憾事.     

末世歌吟:论丁传靖诗歌之价值

丁传靖诗歌存世一千余首,为时人所推重,却少见于后人评述.本文从丁氏的文献入手,从其纯诗歌写作艺术及其与时代关联的角度来探讨这位处于时代之交及新旧文学之冲突间之学者诗歌的价值.     

略论史学视野下的晋代文学——以诗歌和小说为文本对象

魏晋以来,重史的社会风气使得史学在晋代得到大规模发展。晋代文士而兼史家者众多并被社会所认同,文人往往借诗歌抒写现实,发表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能起到以诗观史的效果。与史学著作一样,晋代小说创作也具有劝善惩恶的教化功能,且常以记、志、传等语词为名,史传记言记事的叙事模式和适当的虚构也为小说所借鉴。在创作思想上,当时的小说创作更是遵循史家惯例,广泛搜求资料并力证其可靠性。正是由于史学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晋代文学表现出独特的魅力。     

论陶渊明咏史诗的新变

陶渊明对于咏史诗主题、思想、体式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首先,陶渊明结合自身的思想和生活实际,在咏史诗中大量歌咏"隐士"和"贫士",为后世树立了写作典范。其次,通过咏史诗的创作,挖掘和拓展了士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内涵,进一步推动了由"立功"向"立名"的转变。最后,他完善了咏史组诗的篇法和章法结构,为后世的咏史组诗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