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向:大学毕业生城市流动的新逻辑

西方城市人口增长的文献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文化转向":工作就业等经济因素让位于文化休闲等消费因素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吸引力。城市人口流动的"文化转向"在中国同样明显,尤其表现在大学毕业生群体当中。城市在大学毕业生眼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工作地点。城市是学习机器,是娱乐机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在城市流动选择中追求价值实现,表达自我,体验生活和分享梦想。青年大学毕业生是城市人口流动最活跃的群体。他们的城市流动目的地选择直接影响到城市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     

物质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

物质文化研究(MCS)是近年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性、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领域.对物的共同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消费、空间等理论话语形成交汇,逐渐生成一个指向一切物品研究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的学术空间;对文化的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汇入文化研究的主流,借助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向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纵深领域拓进,被西方学者视为是文化研究中的“物质转向”.     

论萧红诗歌的美学特色及其创作转向

从萧红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描写萧红儿时跟随祖父学习《千家诗》的视角切入，探索萧红的诗歌与古典诗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将萧红的诗歌创作带入新诗时代语境，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挖掘其诗歌的叠词美、意象美、色彩美、图式美等美学特色。从其诗歌中个人情感的弱势抒写、现实关怀的相对不足、高远境界的升华不足等方面，分析其诗歌存在的缺陷，考察其创作由诗歌转向小说、散文的内外之因，以及这一创作转向后她所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原因，从而更好地全面把握萧红创作的美学特色与艺术追求。     

西方真之理论的三次转向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关于真之理论的观点大概出现了三次转向: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初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本体论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真出现在形而上学、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等哲学理论中,真与判断理论相互联系,真成为哲学约定的副产品.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中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真谓词的使用和意义来展开.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对"何为真之本质?"这一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并且对"真"的讨论不再关注语言分析的方法,而是关注"真的"一词的日常表现,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在当代,真之理论根据哲学研究主题的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当代真之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刘克庄碑志文书写的审美逻辑与情动转向

南宋季末,刘克庄主盟文坛,撰写了体量庞大的碑志之文,地方化与家族性特征明显。其碑志"以情度情"的审美逻辑,判然有别于理学家"以理节情"的文体书写观念,人格表达的艺术实现则以用晦与互见之法重出或略不论著,使文辞简俊而布置有致,且于叙事之外几乎篇篇征经引史,难逃词科习气之嫌,此又别出宋人一格。刘克庄碑志多作于暮年奉祠乡居期间,因其衰病思钝,不免将精神上强烈的盛衰体验投注到对行艺功业、政治理想和生死哲思的折冲、应时与妥协之中,情感亦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空间,以切世用,碑志蕴涵着浓厚的秩序重建意识,因而更具审美情致和韵味。     

马克思哲学何以是原始的生存论

有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本体论而发生了“生存论转向”。实际上,“生存论转向”仅仅是指海德格尔对希腊生存论哲学的恢复。而无论是从哲学观还是从整个现代性的世界观特征上看,马克思哲学都是在本来的意义上就是生存论,即“原始”的生存论。     

文学翻译批评本质探析

文学翻译是一种对原文的动态的阐释，它不是简单的语言层面上的转换，也不是单纯的个人审美行为，而是在特定民族文化时空中的文化创造行为。为了适应译人语文化生态环境，译作除了外在形态异化为译人语语言外，往往出现变形、增删、扭曲等变化，从而融入了译入语文化因子，负载着译入语文化的时代意蕴。文学翻译从翻译选择到翻译方式，从对作品的阐释到译作文学影响效果实现的大小，都受到本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文学翻译是一种在本土文学语境中的文化改写或文化协商行为，是一种对原作的创造性的叛逆。     

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一 2000年底，杨义先生提出他的“文学三世”说，认为“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他在文中对大文学观进一步阐释道：“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这种文学（即杂文学）称谓未经近代纯文学观念的洗礼，自然流于驳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