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不识丁

【中国历史故事网】唐宪宗时,幽州节度使张弘靖,部下有两个"从事",一个叫韦雍,一个叫张宗厚。两人仗势欺人,横行霸道,品性非常粗暴恶劣。他们常吃喝玩乐,直到深夜才散,还要让侍卫人员大队兵马,前呼后拥地护送他们回家,灯笼火把照得满街通亮,闹得鸡犬不宁。他们一不高兴,就拿士兵和百姓当出气筒,随意打骂,耀武扬威,无法无天。     

赵匡胤祖籍与上世陵寝问题辩证

宋人史料记赵匡胤高祖(僖祖)“生于涿,长于燕”、“生于燕蓟”,井记其高、曾、祖三代祖先皆葬幽州;而涿州历史上长期隶属幽州,且曾为幽州治所,井与古幽州另一处治所蓟(今北京市大兴县)紧相毗连。由此可知,一直为史学界认可的赵匡胤祖籍“涿州说”不误。“保州说”虽亦有史料记载,实因赵匡胤祖母刘氏为保州人,在战乱中归宁保州并教养所携子孙直至亡故,于是赵匡胤叔伯辈中有落居保州一支,其为赵宋近亲宗族,非为赵氏祖籍所在。     

论五代时期的"银鞍契丹直"

唐朝末年,羁縻统治造成了部分契丹人在幽州地区的“独立”发展,“幽州契丹(人)”成为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的主要人力资源,并逐渐积聚成“山后八州”与“银鞍契丹直”这两大历史问题,分别表现出来。“山后八州”是指包括契丹人在内的游牧民族聚居区,如妫州的“西部奚”就是一支包含部分契丹人的部落联合体;“银鞍契丹直”则是以幽州契丹人组成的精锐军队。在长期割据的氛围中,同时赋予了幽州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即体现出更多的游牧文化特质。     

李白暮年身世经历之自我记忆重构考论——以《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中相关记述的读解为中心

李白暮年曾有《经乱离后忆旧游书怀》诗,对其生平经历以往事追忆的方式做了较为完整的叙述。但诗中既有写实性的记述,也有出于某种原因的改写,其中围绕"幽州之行"与"从璘入幕"两大重要经历的叙述,即与其此前所作诗中的相关描写有所参差,这种前后诗作记述上的不一致,可看作是李白对其身世经历的自我记忆重构。他在诗中的记忆重构,既与两次重要经历所涉及的相关人物的特殊性有关,也与其写作此诗特定的情境以及其本人暮年亟欲报效国家的热切企望有关。追询诗中这种重构记忆的成因,对于正确评价李白的人格精神与人生追求都有重要的意义。     

北京地名源流考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是久负盛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其区划地名，历有幽州、蓟、燕、大都、北平、北京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僧俗·经藏·碑板:辽刻房山石经书经活动的变局

经本抄写是房山石经刊镌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并在辽代产生了一系列的崭新特征。通过稽考辽刻房山石经,探究出辽代书经者中具有代表性的僧人、居士、工匠等三个群体。这些群体的书经活动既受到宗教信仰的驱使,也是既往书经活动的积淀和延续,共同构建了完善的合作网络。在辽代统治者和通理大师的相续规划下石经刊写模式逐步成熟,写经活动亦渐次有组织化,石经抄写的版式布局更为合理,经本大藏经逻辑也更加凸显,为幽州地区宗教、文化史及辽代书学状况的探讨提供了文献资料。     

唐代营州都督府侨治问题研究

万岁通天年间(696)至开元年间(741),营州都督府二度侨治。《旧唐书》、《新唐书》对此均有记载,但不尽相同。从史籍中的不同记述考证,武则天时期契丹的叛乱,直接影响了营州都督府的管理,导致了营州都督府的第一次侨治,其完成侨治时间最迟在神龙元年。开元五年营州都督府由渔阳迁回柳城。营州都督府的复治一方面是唐玄宗"励精图治"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缓解幽州的压力。仅仅三年之后,营州都督府又迁到渔阳,再次侨治。     

也释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最务恭顺”

刘济墓的发掘将唐史学界的目光聚焦于幽州.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的“最务恭顺”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刘济的“恭顺”只是确认了幽州镇对唐廷的臣属关系,尚未触及到幽州镇以及节度使的基本利益,但其背后包含了贞元时期唐廷和藩镇之间的良性互动;刘济之死的原因之一可能在于唐廷与幽州之间良好关系的破坏.唐宪宗即位以来,唐廷步步收紧的削藩政策让刘济失去了对谣言进行冷静思考、做出正确判断的空间.归根结底,“河朔故事”才是刘济对唐廷“最务恭顺”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