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情感:为历史“正名”的方法——从刘保昌长篇小说《楚武王》谈起

历史书写中的“最炫流行风”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大行其道——用拆解、谐谑、碎片化、戏拟等方式拉平历史的深度,以“傲慢与偏见”来充抵叙述历史的自信,也经由这种时尚化的叙述使历史以“轻松一刻”的形式实现消费欲望的满足.刘保昌的《楚武王》则疏离“流行前线”,以史料为据,正本清源,守正而出新,为历史“正名”,以彰显历史意识、历史理性的写作姿态,以坚持文学之理想力量的叙事激情,以有文化承担的叙事态度显示出对当代历史小说叙事品格与尊严的坚守.     

油画创作中的线条

从原始艺术到现代艺术,从中国绘画到西方绘画,从原始时期的成年人到所有时期的儿童,人类对于世界的描绘,总是从线条开始。线条在绘画创作中被赋予了独特的艺术生命力。本文主要通过对油画创作中线条的运用与抽象表达进行分析阐释,揭示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     

隐喻还是现象:重思传播学视域下的身体问题

身体研究在元理论层面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即建构主义和反建构主义,分别侧重于身体的象征意涵和感知意涵,即作为隐喻的身体和作为现象的身体。这种辩证认识论有助于审视传播研究如何进入和架构身体议题。一方面,传播学者将注意力投射在身体的主体性焦虑上,从媒介进化史和文化展演的角度出发,发掘了身体在场的技术语境和象征价值,这是对建构主义的反思;另一方面,在日益沉浸化和交互化的传播环境中,身体又被塑造为赛博格的新隐喻和超越话语的新物质实践,这分别是建构主义的延续和反建构主义感知的物质化转向。未来,传播学视域中的身体研究需要高度重视认识论问题,从学术现象讨论转向学术体系建设。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战争”隐喻认知研究——基于美与爱主题

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中使用大量隐喻,"战争"隐喻尤为突出,主要体现为"美即战争"与"爱即战争"。诗人以"战争"为始源域,结合"战争"这一人类活动的特点,通过"战争"概念来描写、构造"美"和"时间"以及两者中人与时间、人与人冲突与对立的关系,着重表现两者之间的相互较量与抗争、过程惨烈,表现了要留住美的不易、得到爱的艰辛这一思想观点。在这一隐喻系统中,无论是始源域还是目标域,其内容都是以"人"或"人"的活动为中心,人文主义色彩浓厚,隐喻的使用使诗歌在内容表达上更具连贯性,主题更加鲜明。     

浅谈职业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情感管理

情感管理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面。在师生思想政治工作中，有效地进行情感上的交流，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新时期的思想教育工作者要在掌握理论的同时，掌握思想教育工作的本质规律和特点，从而使学校的思想工作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新世纪以来现实题材电视剧的情感呈现研究

现实题材电视剧在情感上成为观众予以接受或抵抗现实生活、宣泄情绪的重要途径。在对部分现实题材样本分析整理后,笔者发现情感可以直接从文本中被提炼出来,因此情感意义的产生在文本叙事中发生,即在情感叙事中创作者将一系列意义信息在叙述中进行编码,受众在探寻影像情感修辞的过程中会按照不同程度的理解对意义进行解码。本文尝试对包罗情感的叙事单位予以结构性描述,说明其中的组合和递归原则,进而根据某种规则和形式阐明情感与影像叙事密切关联的要素、技巧和呈现手段。     

当代诗歌情感空间的两种表征范式

诗歌大厦必须靠情感的力量支撑.情感在诗人写诗之前就已经存在,并经过诗人的调动成为创作力的主导.诗人独特的情感经验成为编织情感空间的主要材料,而情感张力的大小,则体现在呈现于文本之上的文字组织是否能引起读者的合作倾向.读者能感受到的并也愿意与之配合的情感倾向,说明情感空间具有扩大的可能性,反之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情感空间.优秀的诗歌,其情感潜流流出地表的应该是冰山一角,而背后的情感载体更为厚重.空间距离的存在,使得文本的情感组织得以保鲜,既不会过分浓烈,同时也会有适当的神秘感,“远方”因此成为诗歌中重要的意象.诗人的情感经验有可能转变为诗歌创作时的情感素材,而情感素材汇集起来便是一股情感的力量,不同的情感素材将汇集成不同的情感力量,孤独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民族志在田野工作和叙事复兴中与传统人文学汇聚，显著扩展了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这种扩展并没有解决社会学民族志在深度的经验发生和强烈的理论诉求之间遭遇的紧张。对于这种紧张，本文主张再访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即19世纪末期到一战之前的若干典型研究，从中反思早期社会学田野工作是如何在“直接经验”的倾向中完成类型化，以及如何在这个经验感获得的同时改变对社会世界的道德想象。早期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力量之一不在于以规范的诉求压制经验感，而是以独特的情感结构连接经验的观察和道德理想的重生。由此，我们不仅需要反思诸如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这样的简单思路，更要重新理解理论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式”的道德本身。这一工作对重新认识早期社会研究和今天的社会学民族志都具有意义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