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宋学说略

宋学之成立,既是经学发展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汉学经过玄学思潮洗礼和佛道之学的冲击以后上层统治集团的一种价值选择。否定汉唐章句训诂和义疏之学以阐发儒经义理为重点,将儒学导入形上路径使其哲理化并反作用于经世改革实践,是宋学的本质。其发展演进表现出源一流分的态势:以胡瑗为代表的明体达用之学率先开出以范仲淹、王安石等长江流域经学家的明体以达用之学,其致太平的功利目标十分明显;另一支则以程朱理学以及陆学等长江流域经学家为代表,倡明体而达用,走向了性理学一途。程朱理学实为宋学之右翼。     

清末重庆新式学堂述论

清朝末年,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重庆教育迈向近代化的历程也肇端于这一历史时期,其标志即为新式学堂在重庆的创办和发展。重庆的新式学堂主要有小学、中学、半日学堂等类型,分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创办方式一是设立新学堂,二是由书院、私塾改造而成。重庆各区县积极筹措经费,加强选用和考核教师,多渠道、多形式地创办新式学堂。所以,虽然重庆新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后来居上,短短10余年时间,重庆的新式学堂就初具规模。新式学堂的兴办,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知识,促进了重庆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使当地社会风气发生转变,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戊戌变法时期北京传教士办报之兴衰——以《尚贤堂(新学)月报》(1897—1898)为例

《尚贤堂(新学)月报》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主笔,其内容及写作方式与同时期维新派报刊相比,后者更能贴近晚清社会局势,并受到民众广泛认同。以《尚贤堂(新学)月报》为代表的一批维新变法时期的传教士报刊之所以迅速被淘汰,主要是因为其内容上加诸于政治上的宗教色彩以及由此表现出的文化优越感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以及其办刊理念不适应中国社会及文化精神需要而致。     

叶适“洛学起而文字坏”文学史意义阐析

自北宋始,“二程”和王安石对文学的价值多有贬抑.至南宋,文道关系更趋紧张.叶适从重文的立场出发,提出“洛学起而文字坏”的著名论断,公开还击道学家对文学的贬斥,其内涵还包括对王安石新学戕害文学的不满.一方面,这是叶适在大张旗鼓地维护文学的存在价值和独立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主动延续北宋欧阳修、苏轼的优秀文学传统,开创南宋新文统的决心.     

张之洞《劝学篇》评析

张之洞撰写《劝学篇》的根本宗旨，是要在新旧斗争激烈之际，激发忠爱之心，讲求富强之道。然而，张之洞倡导的西学的内涵虽较广泛，但他仍把中国的富强与清王朝的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拒绝对封建专制政体及其思想理论作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变革。因此，《劝学篇》不可能统一思想，也不可能为当时的中国指出一条富强之     

晚清新学叙论

晚清之新学实有两个脉系一是由传统今文学转化而来的趋于政治化的新学,以康有为为代表;一是以直接译介、输入西方学术思想为职事的启蒙派新学,以严复为第一号翘楚.前者把目光放在朝廷上,热衷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变革,学术思想不过是达致政治目的之手段;后者着眼于知识阶层,希望通过传播新的学术思想来推动民众的精神觉醒.     

从痴迷到迷惘:梁启超与近代新学的历史命运

梁启超将近代新学与西学剥离,并非仅仅是思想认识的逻辑结论,而是时代性学术朝向发展的历史必然。他洞微察远的卓见予我们以更多的理性启示:首先,近代新学是清代学术内在动因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西学乃近代新学构成要素之一,但不是惟一要素。其三,康有为汇聚并整合了晚清学术文化的蜕变趋势,完成了由旧趋新的历史转折。然而,民国时期的梁启超对于"新学"却转向了批判检讨,这恰恰反证着近代新学的时代特性与历史定位绝难等同于西学。     

近代新学教育与乡村社会流动

在20世纪初期中国乡村社会流动纷繁多变的现象背后,蕴藏着多元复杂的动因。近代新学教育制度的确立,成为影响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绅士阶层在结构性社会流动中,其多向度的社会流动直接与其所受教育密切相关;而农民阶层的多元的社会流动,则被动地缘于天灾、人祸、经济等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压力;在这沉重的压力背后,又不乏教育的苍白与缺失。且由于新式教育与近代社会实际相脱节,导致人才“失业”,影响了社会流动的效率。     

李提摩太：山东丁戊奇灾中的最大赢家——以李提摩太在山东传教策略的转变为例

李提摩太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传教士之一.他的传教策略经历了从原来的“街头布道”向“寻找上等人”的过渡,其转变即发生在山东传教期间.在此期间,山东、山西等地发生了严重灾害,这给李提摩太提供了千载难逢的传教机会.他在通过报纸向晚清士绅宣介上帝的同时,也巧妙地对咄咄逼人的基督教文化进行包装,向儒家文化低头,从而打动了帝国境内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上等人群体,这使李氏成为近代山东丁戊奇灾中的最大赢家.李提摩太的做法表面上看是基督教对儒教的妥协和退让,其实质却是“以退为进”,其目的在实行文化上的战略转移,这一举措为他以后走上传教的康庄大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启蒙”“救亡”的时代大潮下,儒家文化中的实用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占了上风,基督教文化无可奈何地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清末民初乡村精英离乡的“新学”教育原因

近代以前 ,中国社会以传统的“旧学”教育一统天下。 190 5年科举制度废除 ,标志着“新学”教育制度在中国最终确立。新式学校的迅猛增加 ,“新学”教育机会的拓宽 ,以及失去往日旧学教育内在社会整合机制的“新学”教育体制 ,为绅士阶层提供了社会流动资源。与此同时 ,近代“新学”教育体制在学堂地域分布、各专业学堂比例、主要教学内容等方面都始终疏离于乡村社会 ,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乡村精英离乡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