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背景下中国与欧共体关系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

冷战塑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基本的国际关系状态,在"维护生存、推进发展"这一根本动因推动下,中国与欧共体关系表现出鲜明的特征——独立自主性而非完全依附性,政治主导性而非完全经贸性,相互依存性而非直接对抗性。共赢合作是中国与欧共体实现国家利益的基本形式,求同存异是中国与欧共体关系共赢发展的基本路径。     

欧共体竞争法产生的法律历史社会学分析

通过法律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可知,欧共体竞争法是实用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产物。经济问题突出、早期立法尝试、秩序自由主义的兴起虽是其产生的内因,但二战后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以及欧洲联合的迫切需要却是促成其适时产生的关键外因。欧共体竞争法的制定是一种完全自上而下的立法,特殊的社会环境也迫使有着行为规制主义基础的欧洲最后选择了结构规制主义的竞争规则。     

论我国危机干预政策与竞争法绩效的冲突与调适

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危机干预政策。关于这些政策对我国竞争法所产生的影响,国内学者评价不一。本文分析了我国危机干预政策的短期绩效与竞争法的长期绩效,并且比较了这些危机干预政策与我国竞争法在立法理念、法律程序、法律内容等诸多方面的冲突,以及危机干预政策对我国竞争执法的影响。着重阐述了调适危机干预政策与竞争法冲突的原则与技术,以求为国家制定危机干预政策和完善竞争立法提供有价值之参考。     

论合营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以欧盟竞争法为中心

由于合营企业兼具垄断行为与垄断结构的特征,因此对<反垄断法>传统的结构垄断与行为垄断两分法的规制模式提出了挑战.欧盟竞争法对合营企业的规制已经建立起以第139/2004号条例为基础、1998年的<全功能通告>为中心的配套规范体系.我国应借鉴欧盟竞争法的经验,在2007年<反垄断法>的基础上从立法和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对合营企业的规制.     

欧盟对拒绝交易滥用的竞争法规制

支配企业的拒绝交易并非本身违法,支配企业有权从事以市场表现为基础的正当竞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生产、销售或技术开发,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构成<欧共体条约>82条(b)的违反.欧盟特别关注支配企业通过上游市场的拒绝交易封锁下游市场竞争的行为.可能受到竞争法干预的拒绝交易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支配企业拒绝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对于下游市场进行有效竞争具有客观必要性;拒绝供货可能消灭下游市场的有效竞争;拒绝供货有可能损害消费者福利.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的商业数据保护模式及其展开——《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商业数据条款”评析

《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增设“商业数据条款”,不仅是为了回应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利益分配诉求，而且是面临中央和地方双重压力下的立法政策选择。对于如何保护商业数据，学界在“商业数据条款”制定前提出的财产法模式与行为法模式之争，无论是在实施效果层面还是在法理技术层面，都大同小异，表面看似对立，实则殊途同归。我国立法起草者选择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之行为法模式保护商业数据，不仅是权衡各方利益、比对同属信息财产权之各类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之后的决定，而且考虑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历来是权利孵化器的优势，以及我国法院此前适用该法审理商业数据案件积累的丰富经验。适用“商业数据条款”时，应当通盘考虑《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增设的行为不法性考量因素条款，以及“商业数据条款”设立的商业数据权在竞争法视野下面临的内外限制。     

非瓣膜病性心房颤伴缺血性卒中生存与复发因素分析

世界贸易组织关于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规案性质的争议与认定使反倾销法与竞争法之间的关系问题备受关注。本文拟从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分别讨论反倾销法与竞争法之关系,并认为从国内层面看,二者分属不同法律部门;从国际层面看,二者将统一于国际竞争规则。     

对欧盟环境政策的法律思考

随着欧元的启动、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与中欧经贸环境关系的加强,欧盟环境政策和法律的研究已提至我国学界议程之中。就欧盟环境政策与法律的历史发展、体系及其与竞争法的关系、对外合作政策等方面进行深入的认识与思考,对反思我国的环保法规建设,促进与欧盟的经济交往,具有重大意义。     

论欧共体反倾销退税制度

欧共体在反倾销立法之初就设立了反倾销退税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以纠正预期征收反倾销税可能造成的过度征税问题。了解欧共体反倾销退税制度,有利于我国完善反倾销退税制度。我国企业也应有效利用退税制度,维护自己和他国贸易伙伴的合法利益。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竞争法的重构

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竞争的变化是:从国内竞争到国际竞争和全球竞争;从单一竞争到复合竞争;从孤立的企业竞争到国家参与、协调和管理企业竞争;从无规则竞争到规则竞争。竞争法也在域外效力、价值与功能定位、实施原则、规制对象等方面发生了相应变化。为此,中国应当在适用范围、价值与功能定位、实施原则、规制对象等方面对竞争法进行重构,以适应竞争全球化和竞争法变迁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