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恤商”与“杜弊”:清代商事法律的实践与探索——以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中心

盐船水运为盐业运输主要方式，盐船失事则会严重影响盐商营运与国家盐课收入。清初，清廷即出台失事盐船“淹消补运”条例，为食盐水运顺利进行提供法律保障，后随盐区盐业经济发展，更将该条例从权宜之法发展至常法，直至升级为国家大法。然而，有清一代，“淹消补运”条例在实践中不断遭遇来自违法官吏、不法船户甚至盐商的破坏。这促使该条例在整个清代不断得到修订完善并于清中后期逐渐形成较系统的“淹消补运”法制体系，但其实践效果仍然陷入短期时好时坏、长期不断恶化的困境。纵使如此，因“重商”成为近代以来国家发展共识，“淹消补运”条例在屡遇撤销提议的同时，一直延续至民国。清代“淹消补运”条例演变的漫长历程展现了清廷为平衡“杜弊”与“恤商”而进行的艰难探索，同时也彰显了清代盐业国家法制体系的弹性。     

试析辽代骆驼的来源及用途

本文通过《辽史》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出土的文物,对辽代骆驼的来源和用途进行了剖析和论证,认为辽代骆驼的来源主要有战争掠夺和属国、属族进贡两种方式,而辽代骆驼的用途主要有驼运、骑车、驼载、驾车、纺织、捐官等,以此最终说明骆驼在辽代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渭心学仁体论建构及其时代价值

李渭心学仁体论建构于对治理学僵化和王学末流玄虚的时代语境中,是在心学视阈内对理学有限度的回归和对传统仁学与阳明学的融合发展。李渭心学仁体论的内涵包含仁的内在主体性确立、生生之仁、一体之仁、为仁由己等,这种心学化的仁体论建构具有强烈的时代现实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理论面向,超越"理"与"良知"的时弊,在心学视阈内有限度回归仁的普遍规范;二、诠释进路,在功夫与事为的心学化诠释中阐发"仁"的丰富内涵,凸显仁体发用的实学特色;三、实践取向,在日用行常中阐发"仁"的实践价值。作为黔中王学代表人物之一,李渭心学仁体论是时代学术思想的映像,也体现了黔中王学的时代关切。     

铸造自由学术之魂——王星拱与抗战时期国立武汉大学的发展（1933—1945年）

自1928年受蔡元培委托参与国立武汉大学筹建至1945年卸任校长,王星拱服务国立武汉大学十七载。1933—1945年掌校时期,正值抗战时期,作为早期创业者,王星拱不断推进初建于珞珈山的武汉大学的发展;作为后期守业人,王星拱带领师生完成战时西迁,落脚乐山延续命脉。王星拱在办学过程中,通过推进大学学术建设,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贯彻学术自由观念,坚持四育并举主张,强调通专并重教育等举措,构筑了学术重镇,践行了教育救国,坚守了大学精神,塑造了完整人格,培育了济世英才。在王星拱带领下,武汉大学的实力和声誉与日俱增,进而跻身民国著名高校前列。在这段苦难与辉煌的历史之中,王星拱掌校办学的理念与实践对于当下大学"双一流"建设也带了诸多启示。     

一桩五十年的宋季冤案

由得位的皇帝出面,为因政变致死的皇位合法继承者彻底平反昭雪,或做出必要的政治道歉,还是有利于化解朝野怨气与社会矛盾的。可惜,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代统治者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责任感和勇气。     

浅析阿来小说《格萨尔王》的艺术形象

阿来的重塑神话作品《格萨尔王》,不仅相对史诗《格萨尔》篇幅有所减少外,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有着独特的视角。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在当代文化环境下的阿来对神魔和女性形象的认识。小说虽不能展示复杂的人物心理和宏大的战争场景,但诗史中的主要情节已经很完整,几个主要人物也形象个性鲜明。     

荀子“礼乐政治”刍议

荀子主张通过一种礼乐政治来建构一种德性生活秩序,从而实现"明分使群"的社会生活。按照"原先王"与"法后王"的致思理路,荀子展开了礼乐政治之"道"和"政"的基本架构。在这一基本架构上,荀子探讨了"有位之人如何实现有其德"和"有德之人如何实现正其位"两个基本问题。     

黄龙与高句丽早期历史——以《好太王碑》所载邹牟、儒留王事迹为中心

《好太王碑》有高句丽建国祖先邹牟王“黄龙负升天”的记述,作者从汉代黄龙现象的分析入手,结合史书对高句丽早期历史的记述,对其中“黄龙”之所指进行了探讨.认为“黄龙”很有可能是指代汉朝及其郡县地方势力,“黄龙负升天”是对邹牟王被王莽东域将严尤诱杀的另类表述.     

明清之际王时敏家族的戏曲活动与江南戏曲生态

明清之际苏州府太仓州的王时敏家族,与盛行于江南的昆曲艺术缔结了密切的因缘关系。从王时敏的祖父王锡爵开始,王氏家族的"剧迷"传统传承一百数十年,绵延不断。王时敏一生深嗜戏曲,自备家班,与其子王抃、王抑等一起,频繁举办厅堂演剧,撰写戏曲剧本。这些戏曲活动成为明清之际文人"游于艺"的一种生存方式,并在江南地区营造出独特的戏曲生态,推进了戏曲艺术文化品位的提升和表演技艺的新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