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确权是否必然促进土地流转?——来自浙黔渝三县(市、区)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基于浙黔渝三县(市、区)320份农户调查,在系统阐述农地确权作用机制的基础之上,验证了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以往成果不同,研究发现确权并不必然促进农地流转,确权反而会阻碍农地转出;确权对农户的土地转入行为没有明显影响;群组分析表明,确权显著负向影响老年农户的土地转出,但对中青年农户没有影响。因而,要高度重视农地确权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做好分类指导和针对性政策应对。     

要素禀赋变化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路径的解释

本文以诱致性变迁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变迁模式的分析框架,分别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土地、农业机械和化肥4种农业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和产值增量贡献率,并对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年度的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以及要素之间的技术替代弹性进行测算。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线符合诱致性变迁理论模型的。中国农业技术变迁的路径是以土地要素为基础变量,以劳动力要素为最核心、最能动变量,其他要素(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以劳动力价格的变动为中心,实现各类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继续推进各项改革和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低“人口素质”与高经济增长——基于浙商群体的解释

浙商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基于相同文化背景的创业群体,浙江省民营经济综合实力居全国第一。但浙江省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各项指标均排在前十名以外,与浙江经济的活力实力形成鲜明反差,浙商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亦落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文章认为,浙商的"企业家能力"有其特殊的禀赋形态,浙商有着非编码知识优势以及创业知识易流动特征;同时,拥有在不确定情形下的强行动力和高效率的小数据决策模式。这些浙商的特征与浙江深厚的地方性工商业知识、集束化的产业分布以及地域文化价值观互为因果激励。不过,浙商低学历创业优势具有阶段匹配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人口受教育程度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的浙商群体要继续保持竞争优势,需要在学习机制、知识结构、决策模式等方面进行有机更新。     

产品相对价格、要素禀赋与要素收入分配

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对外贸易可以提升劳动所有者的收入。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要素收入在总产出中的份额持续下降。本文发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汇率改革和总需求结构扭曲所造成的出口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和进口品价格相对上涨对劳动要素收入份额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基于超越对数形式的GDP函数与似不相关模型的实证结果为本文的发现提供了理论与实证依据。     

土地流转中为什么会形成大量小农复制

土地流转是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前提之一,然而土地流转中却出现大量小农复制,从而影响土地流转的质量和效果。运用12省(自治区)2 553份农户问卷,详细分析土地流转中小农复制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研究发现：(1)农户流转耕地面积不大,转入户流转面积20亩及以下的约占总转入户数的60.3％,转出户流转面积5亩及以下的约占总转出户数的74.38％,转出户中仍然经营土地的约占总转出户数的74％。(2)农业分工发达使生产更加方便、文化传统形成路径依赖、禀赋效应产生“价值幻觉”以及公共服务不健全使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导致转出户流转部分土地。乡土社会限制土地流转范围和经营风险增加风险感知导致转入户流转小规模土地。     

回流农民农业经营职业化的影响因素

基于在甘肃、湖南和贵州三省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回流农民农业经营决策和新型农民职业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回流农民是否从事农业经营和能否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同时受到个人禀赋、农业信息感知和乡土情结的影响。个人禀赋的影响表现为:教育程度较高和非常健康的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低;有培训经历和非常健康的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高;农业信息感知的影响表现为:惠农政策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越大,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也越大;农业风险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越低;支农举措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越大;乡土情结的影响表现为:有土地流入经历的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更大,爱农情结越深的回流农民越容易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建议从改善农业经营金融扶持与农业保险体系、强化农业技术培训、提升农业信息传播效果和激发回流农民乡土情结四个方面入手,吸引更多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培育更多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