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化居家养老实践模式比较与反思

随着人口结构少子老龄化程度加深,养老服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各地开始整合养老资源,提供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回应多样化养老需要,并已取得初步进展。通过总结典型模式,比较分析各模式的运行结构和成效,提炼优势特点、发现不足之处,可为今后社会化居家养老模式发展与优化提供参考。     

如何加强90后大学生党员队伍建设

新时期高校党务工作者应以先进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校内资源为支撑,以社区、社会为舞台,以高校90后大学生党员的培养及考核机制为依据,建立创新性90后大学生党员培养模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使90后大学生党员的培养工作逐渐实现制度化、规范化以及创新化,进而为我国的社会建设培养大量的优秀工作者,推进我国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不断发展。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中心线索、重点变迁与路径取向

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既有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有伴随着时代变迁而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传统"二元"论或"三元"论既难以完整涵盖其主要内容,也不能准确反映变迁过程中的重点转移。"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新视角,则能较好解决上述问题。在不同时期,应始终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这个中心;在不同历史阶段,改革的重点则依次是"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农户土地的用益物权"和"市场主导的社会服务"。未来改革重点则是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围绕农地用途、经营主体准入、食品安全、生态补偿等完善微观规制和扶持政策。     

文化安全视域下中国宗教团体社会化治理的理据与策略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作为社会运转的子系统与国家文化安全可谓息息相关。在当今"全球宗教复兴"和暴恐主义势力抬头的国际背景下,在当前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推进新型宗教事务管理模式,促使宗教团体的社会化治理,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是当前和今后宗教管理工作的主要工作和重大任务。     

社会化媒体时代下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调查分析

在社会化媒体下,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除了传统的媒介素养外,还应包括对社会化媒体的认识、利用和参与。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社会化媒体时代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和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与分析。发现在社会化媒体下,政府官员的媒介接触情况和在信息公开渠道的建设与保障上受到教育因素的影响;而在与公众的交流意识与能力上的媒介素养还受到职别的高低和政治身份的影响。这表明公务员的权责意识还有待加强。尽管政府官员们都认识到政务微博、微信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没有制度保障,尤其是领导重视不够,都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此外由于欠缺绩效考评机制和相关的集中培训,导致政府官员在面对时表现得较为被动,出现滞后性以及"躲猫猫"的情况。为此,未来的对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教育,应当加强公务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增强权责意识,面对危机,共同应对。从新闻发言人培训过渡到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媒介素养的提高上来。     

坚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不断做好新时代老干部工作

面对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服务管理新局面,冀中能源峰峰集团老干部处党总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省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立足“一切为了让老干部满意”的工作目标,坚持“维护老干部队伍稳定”工作基调,树立“党建+”系统思维,打造“党建+”融合模式,构建了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老干部工作的新机制。     

古代“孝道”的社会化、政治化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启迪

孝道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在古代,孝道被视为"德之本""仁之方",它植根于人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可从中培育出爱、敬、仁、义等美德,并通过推己及人,行之天下,使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发展为政治伦理,成为稳定社会的基石,"孝治天下"的重要工具。"孝"文化虽然存在若干历史局限,但它所包含的合理性仍可以抽象继承。孝道最符合人的天性,以它作为道德教化的突破口容易被人们接受;孝道是善良的种子,它的生根开花必定会结出道德的果实;孝道是一种永恒的价值,它的升华可成就无私的博爱。社会化与政治化巧妙结合是古代由"孝治"到"德治"的战略设计,"倡"与"导"同时并举是古代推广"孝道"的战术举措。借鉴古人对孝道的社会化与政治化作无缝对接的战略思维,可以为当前推动道德建设、净化社会风气找到一个突破口。     

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政府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使社会传播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传播权开始分散,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受到挑战。社会传播格局的变化使政府传播面临直接传播陷入"塔西佗困境"、间接传播效力弱化、舆论调控手段受到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需要通过以下方式提升传播力:善用、善待、善管媒体,提高政府新闻执政能力;创造"白箱"政治,提高公众对政府传播信息的信任度;转变政府角色,提高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平度。提升政府传播力是项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工作人员执政理念和传播观念的转变,也需要政治体制和传媒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