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监管与嵌入式扶贫中的“微腐败”治理——基于广东经验的考察

"微腐败"是扶贫开发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是影响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国家通过扶贫开发向贫困村庄下沉、开展嵌入式扶贫,使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转换呈现出崭新的图景。依循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转换中的嵌入逻辑,面对贫困村民主监督机制运行乏力的现实困境,广东积极推动国家反腐力量同步嵌入贫困村庄,通过监管下沉、健全网络和信息共享三大机制推进扶贫"微腐败"治理,强化监督力量和化解信息不对称困境,以精准监管保障精准扶贫,为国家扶贫领域的腐败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刑事合规视阈下的企业腐败犯罪风险防控

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包括腐败在内的各种合规风险,而刑事合规是企业合规风险防控所必备的内控机制。我国目前企业腐败形势严峻,企业资产管理腐败合规风险、企业权力寻租腐败合规风险、企业管理权渎职腐败合规风险、企业管理权滥用腐败合规风险和企业国际业务腐败合规风险成为当前企业腐败合规风险的主要领域,而针对上述腐败合规风险开展企业刑事合规,从腐败风险点、腐败风险评估、合规计划制定、合规计划执行评估等方面具体展开,缔造企业腐败犯罪的企业内部刑事合规防控机制,将成为未来企业腐败犯罪预防的关键环节。     

浅析我国秘书腐败的原因及对策

当今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面临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诸多腐败案件特别是高官腐败案件的背后,"秘书腐败"引起了众人的深思和关注,也成为我国全面反腐的重要环节。那么是什么导致秘书的腐败?又是什么赋予了秘书腐败的条件呢?本文结合自己所学专业知识,就秘书腐败问题做了一些思考。     

基于管理学视角的国企高管腐败治理研究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经济转轨时期,部分国企高管腐败问题凸显,成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严峻挑战。导致国企高管腐败的诱发因素是多方面的,重点可以从放权改革与内部人控制、政企关系与高管任命制、公司治理结构及内外部监督制衡机制、高管个人的主观认知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理解。解决国企高管腐败问题,应从理顺产权关系依法监管、健全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内外部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积极推进预防和惩治国企高管腐败体系建设,推动制度建设与道德教育的有效融合,发挥立体防御的功能,达到既能抑制高管的腐败动机又能消除腐败的机会,力争从源头上遏制国企高管腐败。     

张居正身后毁誉的启示

近读《明史·张居正传》感触颇深,张居正作为明朝万历初年的首辅,主政十年,对明代中后起的积习弊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革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首先进行整顿吏治,为了改变"贪官为害""驱民为盗"的局面,他创立了"考成法",用以考核官吏的政绩。裁撤冗员,奖励提拔了廉洁有才干的官吏,吏治腐败的情况有了极大的改变。他实行一条鞭法",清查了贵族和官僚地主隐瞒不报的土地     

我国“督察”制下中央地方监管部门博弈行为分析

本文以我国"督察"制为背景,构建了包含监管当局、地方监管者以及被监管对象三方博弈的监管模型。"督察"制下,地方监管者虽在人事上受控于监管当局,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可能违背监管当局的利益而产生腐败行为,因此监管当局会派出中央督察者对地方监管者进行监督。本文在研究三者行为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地方监管者腐败行为的因素,并给出了监管当局分配中央督察者和地方监管者人员数量以降低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和提高监管效率的最优策略。研究结论对于我国的中央地方监管实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基于混合博弈的网络反腐机制研究

在信息化背景下,网络监督效应日趋明显,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研究网络曝光腐败信息的传播机制,总结网络反腐的特点,并运用混合博弈分析方法,分别构建参与方不同的两方博弈模型和三方博弈模型,归纳出影响各博弈方行为的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结果表明,网民监督的积极性能够降低腐败概率,腐败人员的腐败程度直接决定着纪检监察部门与网民监督的行为趋势。最后,对各个博弈方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司法反腐的职能定位

司法是治理腐败的国家行为和重要方式,也是治理腐败的重要领域和法律保障。中国特色的司法在反腐败斗争中具有刑罚惩戒、教育引导、建制防范、权力制约、参谋咨询和法律完善等价值功能。而坚持党的领导,聚焦中心任务,坚持公正司法,着眼全局全球;把握政治性,体现人民性,彰显法律性,增强科学性,适应国际性,强化示范性,是实现司法治理腐败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