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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王兆胜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2(2):1-7+152
21世纪前后,林语堂研究全面启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间,各式各样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许多研究颇有启发性。但在今林语堂研究中,少年儿童视角一直未得到重视。其实,林语堂有一个独特的少年儿童世界,这既是他自己的,也包括被他形塑的。林语堂还形成独到的少年儿童思想,这在教育、人生观特别是自由、快乐、游戏、梦想中成长的问题等方面最为突出。林语堂的少年儿童文体也值得研究,诸如童言无忌的放逸言说、要言不烦的追问方式、孩子心性的话语表达等都是如此。少年儿童视角之于林语堂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具有思想性、价值观、人生意义与文体模式的重要存在,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文化也不无启示作用。 相似文献
3.
阿伦特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都把关系到人的条件本身作为基础,阿伦特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认为人是政治动物,而马克思则把人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二者对自由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大致来看,马克思的劳动自由观强调人在劳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关系中现实地复现自己、表现自己作为类存在物的类特性,而阿伦特的政治自由观主张平等多样的主体通过言辞和行动的表演在公共领域进行秀异、显现自我。阿伦特基于其对自由和劳动、工作以及行动等概念关系的理解,对马克思的自由观念进行了评析和解读,但她对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这种理解存在问题。尽管如此,阿伦特的解读仍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自由观念的认识。 相似文献
4.
《理论与现代化》2018,(2)
波普尔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对历史规律进行预测的历史主义决定论,这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社会工程,在其构建过程中,经济主义作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而作为上层建筑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则被排除在历史视野之外。这样,历史的目的就是通过经济上的解放来实现"实质的自由",而现存世界的"形式的自由"就在历史主义决定论中被遮蔽和忽视。然而波普尔误解了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历史与自由的关系。马克思并不否认自由主义的形式的自由,他是从"人的全面解放"的意义上理解自由,他认为自由不能停留在形式上,也不能在精神中解决。我们应当从经济的现实出发,在历史的、实践的张力中趋向自由王国,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回归"。 相似文献
5.
6.
7.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46-149
边缘化的印第安群体的生存境遇与美国社会的伦理现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美国本土作家杰拉德·维兹诺在小说《自由的恶作剧者》中揭露了美国"主流即正义"这一讽刺的伦理现状。主流边缘的伦理差异及主流白人群体的伦理倒退使得印第安人深受创伤、深陷伦理困境。从印第安恶作剧者的反抗中我们可以看到:印第安群体只有通过对本土印第安文化的坚守才能实现伦理救赎。 相似文献
8.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8,(1):94-100
阿马蒂亚·森摆脱贫困研究的传统供求模式,基于实证研究,提出了关于贫困的权利理论,指出贫困并不仅仅指收入不足,而是权利的失败所导致的。森在《贫困与饥荒》中使用权利方法对饥饿和贫困问题进行研究。但是,权利方法依然是经济领域内的考察。森进一步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伦理发展观,从人们实际享有的自由出发,以"可行能力"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综合性评价标准,关注底层人民的利益。森的贫困理论开启了对贫困问题研究的多维视角,对于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相似文献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