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歌空间中的中心与边缘

中国当代诗歌的边缘性可以从世界诗歌与中国诗歌、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文学与诗歌三个维度来考察。不论在哪个年代,不论我们的考察视域有多大,也不论冲突双方的身份是什么,中国当代诗歌空间中所发生的历次论争的本质皆是各种文学力量在三个维度中的冲撞与角逐,从而引发由"边缘"向"中心"的运动。这种运动不仅具有方向性,而且具有历史循环性。同时,所谓"循环"也并非无意义的历史事件重演,而是能够让诗人和学者们在历史洪流中不断反思、批判和自省,最终以时代的精神重建完善的诗歌标准与传统。     

左翼学案:周扬与“两个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争论时间最长的一桩学案。从1934年周扬提倡"国防文学",到1988年中共中央为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胡风彻底平反,"两个口号"论争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成为文艺运动的聚集点,因这次论争而导致的"周扬派"与"鲁迅派"的分化在左翼文艺运动和建国后的文学史上演绎了说不尽的恩怨沧桑。周扬是这一学案的主要当事人,从左联解散,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历次文艺运动,他的命运沉浮始终与"两个口号"论争息息相关。虽说周扬的一生就是一部活的"左翼文艺运动史",但实际上,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都深陷于"两个口号"论争的历史纠纷而不能自拔。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两个口号"论争,要么是从路线斗争的角度用政治批判方式解决文艺问题,要么是从宗派观念的角度纠缠于历史的或个人的是是非非,这两种途径都无法真正解决"两个口号"论争的矛盾冲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和个人恩怨的消解,从文艺理论上确立"两个口号"论争的对话与潜对话状态,是解决"周扬派"与"鲁迅派"历史矛盾的正确途径,也只有从文学理论意义上寻求对话的基点,才能使"两个口号"论争的理论遗产转化为建设性的文学资源。     

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话语纷争——1930年前后的文坛论争之考察

1930年前后的中国文坛异常复杂,左翼作家、自由主义作家、海派作家和“开明派”作家一致反抗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不约而同地结成了文化统一战线.但是,他们的思想碰撞和话语交锋也十分激烈.实际上,作家群体之间的话语冲突基于作家文化立场的歧异,各类作家的话语纷争可以视为文化权力场中的作家话语建构所造成的占位效应.在对集体“象征资本”的角逐过程中,左翼作家最终获得了时代感召力.     

“何徐创作问题”风波与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在1933-1934年的京海派论争中,论争一方关键当事人沈从文近四十天的缺席使“论争”实际上成为有论无争.但直接导致沈从文不再讨论京派、海派问题并最终导致京海派论争不了了之的,是此时突然爆出的“何徐创作问题”风波.受此一风波的影响,有关京派、海派的论争与言说,实际成了一场界线模糊的乱战.从胡适、鲁迅等对这场风波的反应来看,“何徐创作问题”风波突显出了京派海派、左派右派问题的复杂性和混沌性,直接导致了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为民主辩论--1930年代的一场论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有过一次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知识分子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偏重于政治方面，并有在中国实行“独裁制”或“民主制”之争。这次讨论在当时影响很大。结合史料，从学理角度，为民主辩论，时至今日依然有其价值．尤其是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社会美”的系统厘析——现实美研究系列之二

现实美分为自然美与社会美。社会美是人类在现实生活中通过物质性的社会实践和其他社会活动创造的美。它表现为劳动成果之美、人物身心之美及生活环境之美。劳动成果之美包含满足实用的功利美与满足五觉愉快的形式美,人物的社会美包括外部的形体美、仪表美与内在的心灵美,生活环境之美包括硬件设施的形式美与软件建设的风气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科技手段的提高,人们的形体仪表、日用商品、生活环境不断向满足官能愉快的形式美方向发展。作为这一现代生活基本特征的理论揭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从国外转到国内,呈现出自身的逻辑行程和得失,值得总结与反思。     

文权之争：前七子派与茶陵派关系原论

在研究茶陵和前七子派关系时,近人陈田提出了很有影响的“坛坫下移郎署”说。而之前的明清人则认为两派或是前后相承,或是前正后邪。追索康海父亲墓文写作这一标志性分裂事件,从写作权利“旧例”的被颠覆和前七子派记述者的预设叙事逻辑,可见其实质是争夺世俗文章的书写权利,并影响了中晚明的文学下移大势。然面对前七子的系列“进攻”,茶陵派则多是“虚应”和“暗战”。这与前七子出于茶陵派有关,更与流派论争并不一定流于现实斗争的表现特点有关。     

老舍译介《文学批评》的隐蔽意图与多重语境

1930年代初期,老舍曾尝试译介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尼奇的《文学批评》一书,最终未能译完全书,仅有四章译文刊载于《齐大月刊》及《齐大季刊》.学界以往的研究,倾向于将译文视为老舍在齐鲁大学期间为授课教学而引介的知识资源,然而,老舍的译介并非单纯的知识引介实践,其译文与译介发生语境之间存在显明的互文关联.在齐大的校园语境中,老舍的译文既流露出试图满足学院内部知识生产需求的努力,也以微妙的方式折射出他对于知识生产体制的态度与立场.若是将审视的视域从齐鲁大学的学院空间延展至1930年代的文艺思想领域,则老舍的译介实践也可被视为他对文坛论争所进行的一种间接回应.     

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