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赫金表述诗学的建构

巴赫金的表述诗学以巴赫金思想的发展脉络为基础，经历了提出、发展、实践、完善、拓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表述与符号、话语、言语行为等要素之间的关系，显示了表述与巴赫金各个理论之间的联系。表述的内部所要建构的是由完整表述构成的表述整体。表述的外部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它在完整表述基础上形成，通过读者、听者、第三参与者的解读才能实现。     

盛唐经学与诗学关系研究

盛唐三教融通促进经学形成兼融的特性。表现于外是三教经典同披尊荣,体现于内则是三教经义统贯身心,善归一揆。盛唐经学的兼融特性深刻影响了诗学发展。盛唐诗学的代表《河岳英灵集》体现出三教经义的交融影响。盛唐儒家经世之志造就诗学的雅健之风,"兴象"与"风骨"两个诗学命题是其表征;盛唐道家经身之能促发诗学带有一种玄真之识;"天心顺物"的取法之道与言意的之美皆受滋于道家;盛唐释教经心之力融呈诗学主空净之灵。"顿悟"和"境界"成为影响后世极为深刻的诗学主旨。     

小说的艺术性——巴赫金诗学思想渊源重议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俄罗斯学术界普遍认识到,作为文学理论的传统诗学已跟不上文学发展的步伐,需要探索科学的新方法来揭示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特殊性,由此涌现出彼此争鸣的诸多诗学流派,它们都延续诗学对象为"诗"的古希腊传统.在高扬史诗而贬抑小说艺术性的语境中,巴赫金以哲学-美学家身份涉足文学研究领域,以长篇小说为突破口,试图革新诗学研究范式,重新描述已被小说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他发现了长篇小说体裁不同于史诗来源的古代民间狂欢节文化渊源,找到了小说研究的对话主义方法论,借此进一步探讨了人文科学的对话哲学基础.巴赫金在研究小说时建构并完善自己的对话和狂欢化理论,主要并非政治上的苏联意识形态使然,而是符合其自身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唯其如此,他的诗学思想才会成为20世纪中后期活跃学术思维的重要刺激因素.     

作为评价尺度的儿童文学人物形象塑造

人物形象塑造是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当前我国原创儿童文学形象塑造不力的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而重要。儿童文学特殊的文类属性及其基本功能决定其人物形象是召唤并引领儿童读者展开审美体验的关键精神力量，大量经典儿童文学呈现出这样的文学规律。总结我国百年儿童文学人物形象的变迁及发展发现，形象塑造的美学症结依然在于解决成人社会观念中的“儿童本位”问题。     

诗学事象研究综论

"事象"是中国缘事诗学的核心概念,它在言事诗创作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古代诗学多着力于意象的营造,而忽略了"事象"的发展。在多元化发展的当下,仅仅用意象来阐释诗歌,建构诗学体系是远远不够的。于此语境之中,很多学者对意象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事象研究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对诗学事象研究进行梳理与综论,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事象的内涵及其发展历程,而且也有助于全面建构中国本土的缘事诗学理论。     

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泰戈尔诗学是泰戈尔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人的意识、文学艺术活动及其规律的审美性阐释。他的诗学是心灵表现的诗学、和谐统一的诗学、讲究韵律的诗学。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以翻译介绍和学者研究为主要途径,在20世纪20年代泰戈尔访华前后的译介和学界的论争,催发了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20世纪80、90年代,泰戈尔诗学的传播获得极大的发展。进入21世纪,两套"全集"的出版和相关专著问世,标志泰戈尔诗学的传播走向深入。泰戈尔诗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映现了20世纪至今百余年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泰戈尔诗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参与了中国现代诗学的建构。     

“古色”“自然”与“性灵”——王世贞汉魏诗学术语论

明中后期,传统的"格调"论说已不能提供更多的理论阐释,新的诗歌美学概念与诗学思维正被尝试引入汉魏诗学中,王世贞便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人物。其汉魏诗学术语论明显可以看到这种新旧思想交替发展的轨迹。汉魏诗歌"古色"论的提出是为了消除"本色"论的含混性,"古色"本身仍表现出对"格调"的追求。"自然"与"性灵"论说的提出使王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公安派的理论先驱,但二者的获得并非是无条件的,需要以"古"为前提和基础,这也是王世贞"性灵论"与公安派"性灵说"最大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