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以李泽厚的"积淀说"为例

李泽厚的“积淀说”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美学理论。回顾和反思这一理论的产生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李泽厚的美学思想，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见李泽厚进行理论建构的方法和路径，从而更好地推进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李泽厚的“积淀说”并不是他单向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批判康德哲学的结果，而是他把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理论和康德的批判哲学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使得他把康德思想的概念和框架带入了马克思的思想，由此构成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倒转。但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这种误读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是他把自己的先在视域与马克思原有的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这种视域的融合必然产生意义的增殖，从而构成新的理论建构的起点。就此而言，李泽厚创立“积淀说”的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一条理论创新的阐释学路径。     

寻绎《道德经》的体系性与人文性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普及版的道家阐释

《老子》哲学对当代社会和人生的引导功能涉及加强学术世界对其理论阐释的精巧性和扩大其思想在当下社会的大众传播两条路径,陈鼓应先生的《老子今注今译》普及版便是这样一部新作.简洁、明晰的思辨性语言将形而上的"不可道之道"转化为"可道"的人生修养境界和社会问题批判.陈先生关于道家哲学的种种理解,化整为零,融入《老子》81章的注译、导读和点评中;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建构,使全书思想的系统性得以强化;论题提点和文献抛引,又为读者留下拓殖空间.普及版纠正学界对《老子》的误解以及加强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彰显出陈先生的学术使命和人文情怀.     

再审琦善：历史学、法学与证据科学

学者一般多认为历史学、法学在本质上是证据科学,这似乎是一种无须证明的朴素认知。然而就历史学而言,自从古代"成一家之言"及"鉴戒史学"的史学传统,直至近现代历史学家对历史认识及历史叙事的理论反思,都不同程度说明了历史学与证据科学之间的界限泾渭分明。历史学界对琦善的讨论变迁过程,即是反驳历史学是证据科学传统认识的有力例证。法学对自身学科的理论省思,也有着语言学的转向,比如哈特"开放结构"的论述就为自由裁量权提供了理论支持。从学科理论与性质来说,法学与历史学都是要将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贯穿到已掌握的文本或其他证据中,并以此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在两门学科的实践与操作层面中,史料与证据的留存选择也都是当事人理解和挑选的结果,而且都是依赖史料、证据这种"间接的故事"来发现问题并进行分析概括,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解与叙事逻辑。因此,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法学,都不宜称为绝对意义上的证据科学。     

双重赋形的新诗阐释学实践--评肖学周博士新著《为新诗赋形》

重新审视新诗的精神遗产是诗歌研究界不可回避的问题,肖学周新著《为新诗赋形》直面新诗语言问题,以闻一多为个案,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闻一多诗歌语言的多方面的特征,厘定闻一多新诗创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在方法论上体现为对新诗赋形的理论赋形,即双重赋形,这一新诗阐释学实践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     

伽达默尔阐释学三原则下的文学重译研究

阐释学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的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阐释学被引入国内,为国内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国内学者开始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加入时代特征以及是否与原作者在视域上达到融合。本文将从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三个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阈融合、有效历史角度,阐述名著重译的合理性和多元化的评价标准。     

“想象批评”的理论渊源

我国当前文学批评模式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不顾文学的审美特性,代以道德、政治为标准的道德判断或政治判断；不顾文学阅读的感性体验,采用某种理论对作品进行技术分析的智性判断.这种判断批评模式与文学的想象力创造特性相悖,扼杀了文学创作与阅读的活力.要摆脱文学批评的判断模式,就应回归文学的审美特性,提倡想象批评,让批评成为一种文学阅读的本真体验,成为一种想象力的创造活动.     

应当高度重视语言与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评《〈红楼梦〉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

跨学科研究可以推动学术理论和方法的更新。王德福博士的专著《〈红楼梦〉牙牌令语符多义模式研究》是语言与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成功例子。正因为有了跨学科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使这部专著在语义学、阐释学、修辞学乃至红学等领域都有创获,这对语言学理论、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启示。     

中原文化跨文化传播策略分析

随着中华文化之地域文化在对外文化传播中价值的不断提升,中华地域文化的卓越代表——中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日益重要。目前的文化传播策略侧重文化之特质及固有品质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文化传播的特殊性,从而可能降低传播的实际效力。基于个体文化存在于人类文化连续体中这一重要文化事实以及认知心理学原理,在中原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应运用跨文化阐释学原理,把中原文化并入人类大文化的网络之中,从而在学习者认知系统中成功建构关于中原文化的知识体系。这一策略的运用取决于我们对于人类文化间区别与联系的深刻认识,取决于我们对于文化生存与全球化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与准确把握。     

公共阐释:作为一种阐释理论的合法性

公共阐释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领域,这一领域的开拓是完善阐释学研究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学人试图建构中国阐释学的努力。阐释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性的行为,它遵循的是人性的共同性,或者是沟通、交流之后业已达成的共同性,其目的是实现意义的澄明。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还应依靠人类理性和感性的公共性。离开公共理性和公共感性,理解不可能,阐释更不可能。公共阐释存在于各种门类阐释学之中,但是,它所面对的却不是门类阐释学的对象,而是一般阐释学的对象。一般阐释学有公共阐释问题,门类阐释学也有公共阐释问题。公共阐释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它是一般阐释学的组成部分。公共阐释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着充分的合法性的依据。     

阐释学视角下《围城》英译本讽喻翻译的误读与文化过滤

本文用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两个概念，对比《围城》汉、英两个版本中讽喻的不同，重新审视翻译中体现的误读与文化过滤现象。认为误读是理解的历史性产物。译者视域与作者视域永远无法完全融合，文化过滤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