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数字化生存的技术哲学思考

在后疫情时代数字化生存表现出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对数字化生存的技术哲学分析作为理论支撑,从技术本质、技术价值、技术异化和技术实践四个层面对数字化生存进行技术视角下的全面认识,既要肯定数字化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意义,又要警惕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人本界限的跨越,一旦越界,就会产生技术焦虑、人类经验被取缔和群体性孤独等社会问题,技术力量异化为技术权力.因此,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积极发挥数字化技术的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价值,从而保证数字化生存的高质量发展.     

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谦抑性——以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为限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促进行政机关履行环境保护职责的重要方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涉及检察机关、法院和行政机关三个机关,需要处理好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环境司法具有能动性,容易导致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基于司法有限性与环境法行政实施的特征,需要重视司法谦抑性问题.而如何认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谦抑性,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进行分析.在检察机关提出环境行政诉讼时,应当尊重行政机关的首次管辖权、重视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重视行政不能问题.当然,这种谦抑并不是绝对的,为有效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的功能,应当把握好这种谦抑性的限度,通过明确强制诉讼范围、确定实体性裁判的要件、尊重诉讼和解等方式来处理好司法谦抑与司法监督的关系.     

当代欧美"政治素人"的兴起根源与影响限度

“政治素人”的兴起是当今欧美政坛令人瞩目的政治现象，也是理解欧美国家治理困境的重要切入点。大多“政治素人”在问鼎权力巅峰前，既非主流政党领袖，也非议会核心要员，普遍缺乏从政经历和治国经验。欧美国家的治理危机是“政治素人”兴起的经济社会根源；选举中的情感动员和底层叙事是“政治素人”兴起的政党政治成因。“政治素人”的兴起为欧美政坛带来新鲜空气。但是，选举与治理是两码事，上台执政的“政治素人”既无法突破西方民主的制度窠臼，又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能力，而且容易引发欧美政党政治的混乱无序。承载求新变革梦想的“政治素人”,难以推动欧美国家摆脱治理困境。     

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架构、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以上海为例

网格化管理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延长了治理链条、整合了末端管理力量,有利于改善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提升了管理精细化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着统一的科层化管理与区域治理生态多样性冲突、行政化治理与无限连带责任困境、目标责任制管理与选择性执行困境、碎片化治理下的协同困境等现实功能限度。消除这些机制负效应有赖于正确认识网格化管理的功能定位,科学合理设置网格单元,强化以源头防控为目标的联动治理,推进执法管理力量下沉以及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间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制度性权力关系,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参与式治理的转变。     

根治“霾气候”的社会经济学方式

霾污染的形成和扩散，与以高增长为主题的经济发展方式正相关。治理霾污染的根本之法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这需要经济学的引导。为此，经济学应遵循生境法则，使之成为引导经济活动促进“自然、社会、人”共生的生境经济学。以资源限度论为认知指南，生境经济学引导社会采取经济方式治理霾污染，应以减排为起步，以恢复大地自净化功能为重心，以建构可持续生存的经济发展方式为路径。其宏观方法是引导社会构筑节省、俭朴、经久耐用、维修新用的经济生产—消费方式，使之成为恢复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动力；并牵引大中城市从规模建设向功能—导向发展方向转型，促进社会保护乡村、建设乡村、发展乡村。     

进入波动、产业震荡与企业生存——中国光伏产业动态演进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光伏企业进入退出信息和申请专利数量的收集,刻画了中国光伏产业动态演进历程,确定出影响产业演进的关键事件,指明光伏产业震荡的发生机制,并从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研究了不同时机进入的光伏企业生存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光伏产业以2011年为分界点,出现了明显的震荡现象,企业进入、退出数量变化巨大。受此影响相较早期进入群体,在产业震荡前后进入的企业群体在产业震荡发生时退出风险明显增加,而后随着震荡蔓延,各群体的退出风险逐渐下降,风险变动展现出微弱的集中趋势。此外,技术创新行为显著降低了企业群体的退出风险。深入微观层面,从影响光伏企业个体生存的因素来看,企业生产率、技术创新、政府补贴、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与企业退出风险负相关,而较高的产业扰动不利于企业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