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架构、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以上海为例

网格化管理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延长了治理链条、整合了末端管理力量,有利于改善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提升了管理精细化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着统一的科层化管理与区域治理生态多样性冲突、行政化治理与无限连带责任困境、目标责任制管理与选择性执行困境、碎片化治理下的协同困境等现实功能限度。消除这些机制负效应有赖于正确认识网格化管理的功能定位,科学合理设置网格单元,强化以源头防控为目标的联动治理,推进执法管理力量下沉以及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间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制度性权力关系,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参与式治理的转变。     

英汉互译中的音义对应及其可译性限度

声音、节奏等具有伴随意义,有时是对语言本身意义的补充.在翻译时力求音义对应是实现等效翻译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英汉语音在结构、功能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也使音义对应有一定的限度.     

从限度论看规则道德建设的绝对重要性

2 0世纪对 2 1世纪的潜在性塑造 ,集中表现人的生存的实利主义化。实利主义泛滥是与”哲学的终结”相呼应的 :哲学孕育和滋养了实利主义的普世化 ,实利主义又反过来把哲学逼向了自我终结的边缘状态。人类哲学之最终倒向实利主义的怀抱并成为实利主义的牺牲品 ,在于哲学自身的无限度性。从终极意义讲 ,无限度论哲学思想促进了实利主义的反自然、反人类、反道德方向。要使人类重归道德生活的道路 ,必须在无限度论哲学终结之处重建限度论哲学思想 ,并以此为精神基础 ,创建起促进人类普遍地道德生活的规则道德。致力于规则道德建设道路的开辟 ,则是 2 1世纪人类普世性公正伦理全面探索的开始。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研究论纲

在政治学领域，“行为主义”既可指称行为主义政治学派，也可以指称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从发展历史来看，行为主义政治学可谓是昙花一现，但它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政府学的影响却极其深刻而广泛，但迄今为止，中国这者还没有系统地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过专门研究，因此，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角度来说，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尤其是研究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谈特殊防卫权

1997年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确立赋予正当防卫制度以崭新的内容。但是,诸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不存在必要限度,有的学者认为,特殊防卫权存在必要限度,根本原因在于立法者对于正当防卫的条款排列不当。笔者对刑法第20条3个条款作了重新排列,既解决了诸学者的不同意见分歧,也进一步说明特殊防卫权存在的合理性,并对特殊防卫的犯罪含义作了具体分析。     

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内生机制探究——基于马克思《资本论》视角的历史哲学解读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遗产之精华在于,通过《资本论》及手稿揭示了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内生机制。资本是一面反映人类特定历史存在的镜子,它的内在否定性既是人类生存困境的折射,也是人类自由发展的辩证过程。资本的扬弃逻辑和人类的自我超越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     

科学家的道德责任:限度与困境

毋庸置疑,科学家应该对社会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或伦理责任),但这种承担是有限度的。科学家究竟怎么承担或如何承担某种有限的道德责任,面临诸多困境。例如,追求学术自由与限制某些具有潜在危险应用的科学研究之困境;科学家角色与公民角色冲突之困境;科学及其副产品技术以及政治等的不确定性引起的困境;利害相间、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冲突,使得科学家难以作出中止具有危险性科学研究的决定;科学家在政治上的不成熟,造成了抉择的困境等等。要化解这些困境,必须增强科学家应有的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加强各种制度保障,用制度规范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和科学的技术应用;事先对科学的技术应用进行评估,以减少风险;同时,科学家要如实公开相关信息,提交公众讨论。     

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安全底线——商业银行介入投资银行业务的必要法律界限研究

中国商业银行日益突破传统的存贷业务,开始经营理财产品等投资银行业务.而相关商业银行法规仍然建立在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对混业经营创新业务的风险防范明显不足.为了保障储蓄业务的安全,必须解决在混业经营中商业银行究竟“从事哪些业务才是安全的,不能从事哪些高风险银行业务”的问题.次贷危机之后,西方纷纷推出的“结构性改革”措施,核心思想正是加强对商业银行高风险投资银行业务的监管.目前中国银行介入投资银行业务处于缺乏法律规范的发展状态,应当吸取“结构性改革”的有益经验,划定商业银行应当禁止从事的高风险投资银行业务的范围,明确法律界限的“双重维度”,防范系统性风险.     

大学章程在大学法人化治理中的价值向度与法律限度

大学章程通过对举办者、办学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志与权利进行确认,并对各相关权利主体进行制度性的规约,起到了理性化的价值引导与依法治理的保障作用.在创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大学章程能不能被视作一种法律,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需要理性地审视.研究以中外比较、历史比较、现实发展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及其限度.大学章程需要基于“自主管理”的诉求,以“共治”的方式实现现代大学制度的“法治”化,以期实现大学的本质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