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县大堡子山秦陵墓主考辨

自上世纪末甘肃礼县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墓惨遭盗掘的十多年来,学界对劫余后经考古发掘清理的两座秦公大墓之主多在襄公、文公、宪公及夫人间考虑,迄今认识不一。本文拟以文献所记和考古发现资料作为考证依据,认为大堡子山必有以秦公礼制而葬的静公大墓,通过M2是在M3连同车马坑建成后夹挤其间的奇特葬格局;两座大墓连同车马坑在内的整个墓地统一大面积覆盖纯匀的五花土,表明两座大墓是同时埋葬或同时封填墓口的遗迹;随葬器型、纹饰尤其铭文书体的差异只体现在M2一墓所出的器物上这一奇怪的差异以及十多年来国内外相继出现的各种迹象表明是出自大堡子山的秦子器,尤其秦子簋盖夔纹确切证明秦子簋是大堡子山的出土物。“秦子”,即秦文公太子静公等考证,认为两座墓之一M3为嬴秦第二代国君秦文公之墓,型制较小的M2则是未享国而卒的文公太子静公墓,即以秦公礼制而葬的秦子墓。     

远游虽好更悲伤——试论王安石的亲情诗

王安石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亲情诗,涉及人物多,情感深。从中可以看出这位号称“三不足”的伟大改革家的真实内心的一面,同时,亲情诗也属于“王荆公体”的值得注意的一部分。     

“荆公体”诗歌的佛家怀抱

王安石的诗被称为"荆公体"或"王荆公体",是其诗风成熟、成型的表现。所谓"荆公体"诗的佛家怀抱,是诗人知行高蹈状态的诗性呈示。诗人是一个理想家,又恰恰是一个政治家,两个深度的矛盾体而集于一身的事实,洵属史无前例的显例。诗人寻索精神理想的依托,追求具说服力的理性智慧,最终在诗人的视域里,本土诸子百家只孔孟二人,外来文化唯佛陀一家。之于前者,诗人还是看到了孔孟之道未行退而授徒的大儒悲剧;之于后者,诗人领悟了"行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无上智慧而衷心向学亦终生受用。"荆公体"典型体制之"翻案诗"则是佛家诗化的智慧;"荆公体"诗之于天下苍生的关怀护佑,亦是"与乐拔苦"的践行;"荆公体"诗之于人类生存资源超前的保护意识和之于自然山水的会心描绘,犹如动人心旌的佛唱;"荆公体"诗在伦理把握上亦近于佛境,始有善恶之判别,因缘与因缘的运动归于和谐平衡,后来即是整体的无善恶,因而,诗人最终无一私敌,无一死敌,同时,其家人甚或奴仆庶几人人能诗,也是诗人佛家怀抱的有情见证;"荆公体"诗在集句、联语方面的创新创获,看似形式技巧的考究,实亦诗人佛家怀抱孕生的花朵果实。     

《沧浪诗话》“王荆公体”考论

王安石晚年创作在宋代即深受推崇，但两宋所论各有侧重。北宋人强调其风格的深婉不迫，南宋人则特意强调绝句这种体裁的典范意义。严羽《沧浪诗话》以“王荆公体”来代指王安石晚年绝句，乃是立足于南宋习论。“王荆公体”的诗学渊源主要是老杜和晚唐诸家，由此导致严羽认为“王荆公体”不如唐人，这也体现出严羽诗论“宗唐贬宋”的特点。     

走出"荆公新学"——对王安石学术演变形态的再勾勒

因反对"新经学"的现实需要,宋人缺失了对王安石的学术--"王学"作出整体评判.发展到后世,尽管"新学"词义有变,但"荆公新学"终究成了"王学"的别称.事实上,"王学"有原生形态、官学化形态和晚年演化形态三个部分.其中,以金陵(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王学"的最初产地,"金陵之学"就是"官学化"之前"王学"的原生形态,极富地域性和原创性;而学界沿用已久的"荆公新学",本质上是"金陵之学"被北宋政府"官学化"的产物,也是宋人攻击学术"官学化"进程的专称,它不能作为研究"王学"的总对象.刷新研究对象,走出"荆公新学",兼顾"王学"多种演变形态的差别与联系,有助于当前的学术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