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秘书问题”的本质及解决路径

“秘书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词语，主要指存在于部分秘书身上的晋升快、越权干政、贪污腐败和领导权力掮客等负面现象。其实“秘书问题”与领导问题息息相关，与领导权力寻租、权力失控有密切的关系。要解决“秘书问题”，可从加强领导权力制约和运行监管、健全秘书使用监管机制、培育秘书信念道德三条途径入手，关键是有效制约领导权力。     

社会阶层地位与清廉感知: 差异及解释——基于2016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公众清廉感知是近年来廉政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议题,然而,现有研究忽略了社会公众内部的阶层差异性。对2016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公众的社会阶层地位与政府清廉感知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且总体上呈现出倒U形特征,中间社会阶层的公众对各级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显著更高。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不同社会阶层在腐败容忍度、反腐败满意度、腐败经历和感知信息来源渠道等方面的差异是导致其清廉感知差异的重要内在影响机制。近年来政府反腐败努力得到了绝大部分中间社会阶层群体的认可,但下层社会公众对各级政府清廉感知水平更低的情况说明,必须进一步优化反腐败策略,更加注重解决基层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农村基层组织腐败预防研究——以湖南为例

农村是国家政权的根基,也是维护社会和国家稳定的基础,而乡村干部的行为则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历来群众对基层腐败现象都非常的反感,乃至深恶痛绝,这就要求我们在不降低对“大老虎”查处力度的同时,同时关注农村基层腐败问题。但惩治腐败仅仅是反腐的一种手段,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腐败问题,就需要分析农村基层组织腐败的特点以及危害,对症下药,构建完善的腐败预防机制。     

高校制度反腐的学理反思与逻辑进路

制度反腐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关键选择。制度反腐是有效的反腐方式,其逻辑动因在于克服人性缺陷,目标诉求在于防范权力滥用,独特优势体现在稳定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强等方面。高校开展反腐败工作,必须致力于制度建设。然而,高校制度反腐还存在不同廉政制度之间缺乏协调配套、重点领域廉政风险防控制度缺位、反腐败预警机制运行不畅、廉政制度执行不力等突出问题。为提升高校制度反腐的成效,应建立健全利益冲突管理制度、权力运行监督制度、反腐败预警制度以及廉政措施落实制度。     

选择性执法、非法治化竞争与系统性腐败

部分地方政府执法领域的腐败呈多发性、关联性特征,是我国腐败现象比较集中的领域。地方政府对执法权力的选择性运用引发了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非法治化竞争,从而引发系统性腐败现象。非法治化竞争是指缺乏法治基础、参与竞争的各方利益得不到法治保障的竞争状态,具体表现为竞争规则不明晰或得不到严格遵守,发生冲突与争议时得不到公正有效的仲裁。系统性腐败是指除了腐败分子的个人主观原因,其所在系统的某些制度环境也成为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腐败的多发性、制度关联性及其固定模式。共赢、风险、保险、掠夺四种模式解释了系统性腐败的发生机制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由此产生的非法治化竞争现象在宏观上表现为区域性市场分割与地方间的恶性竞争,微观上表现为执法腐败下企业的违法竞争与非制度化生存。     

从改革引擎到规范对象：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法治化路径

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是地方政府为实施法律、执行政策,在法定权限内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用以规范行政主体或不特定相对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可反复适用的决定、命令、办法、指示等。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实施,有效弥补了制定法的缺陷,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了地方政府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但同时,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的多样性、制定程序的随意性、监督机制的缺失以及制定过程中的以权谋私行为,容易侵害当地民众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为实现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法治化,应当通过明确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主体、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保障民众参与规范性文件制定的权利、完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以及健全“问题”规范性文件的惩戒机制等措施,有效提升规范性文件的质量。     

The other side of Malaysia’s enviable economic and multiethnic stability: the obstinate resilience of ‘money politics’

Many governments, in their zeal to progress and deliver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are caught in a web of unsavory habits and practices that impair not only their international image but also domestic legitimacy. One such perennially persistent and resilient disease is ‘money politics.’ Taking Malaysia as a case study, we note that despite sustaining a remarkable record of economic and multiethnic stability, the country has also been helpless in mitigating this obstinate issue. In this article, it is posited that the phenomenon is not a new or recent portent but has actually persisted even prior to independence. We shall then contend that unless the ruling Barisan Nasional (BN) coalition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er priority in stamping out this political bug, the country’s otherwise enviabl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and the quest to reach a ‘developed nation’ status via its Vision 2020 declaration, even if fulfilled, are not cause for celebration, given its implications to the country’s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and multiethnic stability.     

晚期罗马帝国的集权体制和吏治腐败

在晚期罗马帝国,全部权力集中到皇帝和以皇帝为首的等级森严的官僚机构中。由于官僚体制的权力非常大,不受国家基本成员所实行的任何监督,从而变得腐化和庸劣无能,表现为皇帝和官僚之间的相互欺诈,行政官员的日益腐败,买官和卖官盛行,以及经济腐败、军队腐败和司法腐败等。腐败使晚期帝国政府频临解体的边缘,国家的命运陷入岌岌可危的处境。     

新时期贪污贿赂犯罪防控问题研究——基于法经济学视角的实证分析

贪污贿赂犯罪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具有经济学理性特征，因此，其行为必然遵从经济学的基本法则。用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贪污贿赂犯罪的产生机理，探讨了贪污贿赂犯罪的预防措施。基于犯罪经济成本收益理论，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应增大犯罪成本，控制犯罪收益，以有效预防和减少贪污贿赂犯罪。     

思想自觉与制度规范：保持党员干部清正廉洁的两个基本维度

遏制腐败，保持清正廉洁，是化解执政危险的必然要求。保持清正廉洁需要党员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自我修养，经得起来自权力、制度漏洞、利益、贪欲等多方面的考验。当然，由于人类谋求私利的本性，决定了靠人的自我修养并不能完全克服掌权者利用公权谋求私利的倾向，因此，防止腐败，还要加强制度规范的外部约束，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减少诱发腐败的“灰色地带”，做到“伸手必被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