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政企演化博弈——媒体监督视角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媒体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主体，在政府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针对目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界因素；立足媒体监督视角，建立政府与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的变化对政企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加大媒体监督力度可以督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提高政府监管效率，但媒体监督力度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因此，政府在完善媒体监督机制，加大媒体监督力度的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监管水平。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实践的发展与生成逻辑

不断推动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是未来实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重要途经。系统梳理历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下公共服务创新类获奖项目的相关文本，探究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实践发展和生成逻辑。具体涉及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在时间跨度、地域分布上的外在特征，创新类型、创新方式与供给机制的内在结构，其中制度支持、社会需求和政策企业家是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生成的重要基础。在未来中央政府应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公共服务创新空间，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创新中应更多地考虑群众公共服务需求、接纳社会组织的参与，同时应吸纳更多的体制内和体制外政策企业家来推动创新的持续发展。     

我国核电技术创新中的政企协调度实证分析

为探究我国核电技术创新中政府和企业的协调情况,文章基于协同学理论和复杂系统理论,从核电技术创新的特点出发,将核电技术创新系统解构为政府子系统和企业子系统,采用2007年—2017年相关数据,运用协调度测度模型对政府子系统有序度、企业子系统有序度和政企协调度进行测度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核电技术创新中政企协调度随时间呈现“N”型变化趋势,且协调度均值较低；政府子系统有序度和企业子系统有序度表现为“双螺旋”协调演进；制约政府子系统有序度和企业子系统有序度提升的关键因素分别为税收优惠力度和企业R&D强度。     

双循环发展的改革开放空间试验场——我国开发区的缘起、演进和趋势

开发区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重要的"制度安排",在制度转型、市场机制培育、产业结构升级和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但同时也存在政策效应边际递减、土地资源浪费、创新不足等诸多问题.梳理我国开发区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经验和不足,并展望其未来定位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在详细讨论我国开发区的缘起、动力机制、发展阶段、功能演变、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文章从制度安排、比较优势、产业集聚和商业环境四个方面总结了我国开发区取得的成功经验.未来,开发区的发展应实现从生产到生活、从效率到公平、从地的繁荣到人的繁荣、从外围到中心、从专业化到多样化、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对外开放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的转变.     

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及金融发展动态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VAR模型

基于2004—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使用系统GMM估计、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分析了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及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与金融发展水平三者之间存在动态耦合关系.在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影子银行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多元的融资方式,在增加政府融资能力的同时提升了政府债务水平;而地方政府债务需求显著推动了影子银行规模的快速发展.同时,影子银行过度扩张危害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降低金融发展水平,继而使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受到约束.但金融发展并不能有效约束影子银行规模,原因在于,政府融资需求是影子银行的主要动力,若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借贷行为则无法从源头解决问题.监管机构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应该综合考虑影子银行与地方政府债务、金融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如此才能够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     

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基于2020年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分析

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驱动下的政府治理发生何种改变，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当前政府治理的考验集中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后精准扶贫领域的返贫阻断。文章以该领域为切入点，探索大数据驱动下政府治理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能力催生出新的核心能力，即数据治理能力。数据治理能力驱动下，政府治理主体多元化有利于实现政府治理资源的宽范围、精准化动员；政府治理方式实现经验式决策向数据化决策转变，有利于实现政府资源的高效率和公平配置；政府治理客体的精准识别，有利于政府资源的精准化和最优化运用。但是客观上必须具备数据治理能力，主观上必须按照大数据驱动的要求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客体），才能真正实现以数据治理驱动政府治理，进而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目的。而数据治理能力客观上也加速了政府治理体系的重构，进而加快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最终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在对标大数据应用不同阶段分析常规式返贫阻断和大数据返贫阻断的不足和差距的基础上，笔者提出重构政府治理体系和提升数据治理能力等针对性建议。     

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目标与路径

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政府治理变革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大数据将推动政府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方式的创新。政府治理的目标就是应用大数据实现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在运用大数据推动政府治理创新的过程中，应通过数据共享优化政府治理结构，通过政务形态信息化调整政府治理关系，通过政务平台技术化重塑政府流程，借用大数据来提升政府创新能力，通过数据应用法制化提升政府法治水平。所以，政府必须要主动适应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的大趋势，以此推动政府治理的变革与创新，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市场分割、政企关系与异地市场拓展

中国的市场仍旧存在某种程度的分割，如何突破这种市场分割到异地拓展市场是企业要考虑的现实问题。以前的研究主要是从省级层面或国家层面进行宏观分析。文章创新地从政企关系视角入手来考察市场分割情形下微观层面的企业异地市场拓展，也是首先把市场分割（和异地市场）分为省内（本市外）市场、省外市场和海外市场三个不同层面来研究的论文。用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从微观企业个体层面检验了企业异地市场拓展的可能。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市场分割确实阻碍了企业异地市场拓展，但这仅限于省内市场而不是省外市场。此外，市场分割是有方向性的，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市场里走出来的企业更容易拓展异地市场，但此结论仅适用于国内市场拓展而不适用于海外市场拓展。良好的政企关系是有利于企业异地市场拓展的，但仅限于省外市场，对省内市场以及海外市场是无效的。文章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并分析了对于企业实践的启示。     

Social capital,guanxi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 Chinese government relations

Social capital has emerged as a promising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the public relations literature. However, the rationale of using social capital to influence corporate government relations in authoritarian societies is indistinct. To remedy this, we integrate Bourdieu’s (1986) and Lin’s (2001) social capital theories to explore how applying a variant form of social capital (e.g., guanxi) might shape corporate government relations in authoritarian China. A multi-method, qualitative approach was employed involving 44 interviews,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 review. The findings highlighted an underexamined “ver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 capital (i.e., links with authority in a hierarchy), which enables corporations to exercise agency over the pre-existing and often vagu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his study adds a new perspective to social capital with hierarchical guanxi that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guanxi-based political influence in Chinese corporate government relations.     

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中政府角色定位的偏差与矫正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同步进行,达到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的目的。但政府存在角色定位偏差问题,仍有较强的政策指导与干预冲动。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政府应将角色定位于政策指引者、信息中介者、服务提供者及监督监管者,同时强化制度创新,破除阻碍企业并购重组的旧机制,健全完善规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