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部农民基本法律意识结构的调查分析--以西宁市y村为例

分析西部农民的法律意识结构,对西部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基础意义。文章通过对西宁y村的典型实证分析,认为西部农民法律信仰的生成理应根植于法律的生活化积淀,因此要逐渐改变农民是法治社会的边缘人的传统,将他们推至法律生活的前台,以培养法治实现所必须的最深厚的民众基础。     

资本下乡与新中农争地的社会后果研究

农民自发的土地流转模式催生出一批以耕种从亲朋好友间低价流转的地为生的在村新中农。夫妻俩以劳动力最大限度为界,通过经营适度规模的土地获得体面的村庄生活(新中农)。与此同时,在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背景下,这批在村种地农民变成村庄的中坚力量,成为村庄治理中的主体。然而,以政府主导、为吸引资本下乡所进行的土地流转正在摧毁这批中坚力量,还让外出务工村民长期处于失地状态。文章认为,农业政策应该致力于改善农业耕种条件,并守住耕地,保护好进城失败农民的最后退路,而非支持资本下乡打败新中农。     

农民上访的阶层对抗解释

立足于浙北D镇的个案考察,引入阶层对抗的解释框架,集中在村庄政治场域,对富人阶层参政以及村级资源分配逻辑的分析,揭示经济分化背景下农民上访行为背后所反映的阶层性特点。富人阶层通过对村级权力位置的争夺获得村级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权,并遵循私人化、市场化的分配逻辑将底层排斥于外,并引起其中部分直接利益受损的底层村民以上访为主要斗争方式进行反抗。这说明在大量利益不断注入以及富人阶层当政的情况下,村庄缺乏合理、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各阶层之间在村级资源和利益上形成了一种竞争和博弈关系。     

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运行成本看当前农民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近年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农民政治冷漠的客观真象。对此,既有的"复合因果论"具有一定解释力,但也有值得补遗之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运行成本与运行绩效的不对称、农民个体承担的基层民主制度运行成本过高才是导致当前农民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     

Who is Jobless? A Comparison of Joblessnes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in China

Since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 was launched in China in the 1980s, unemployment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govern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in joblessness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between rural migrant workers, peasants, and urban citize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eople in rural areas frequently lose their jobs, which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percept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ly lower jobless rate in urban areas. In contrast to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s closer to urban citizens rather than peasants.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derly, women, and less educated citizens have a higher likelihood of joblessness, both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Minorities have a lower likelihood of joblessness in rural areas and a higher likelihood in urban area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and people without dependent children have a lower likelihood of joblessness in urban areas.     

新农村建设中失地农民安置问题——以芜湖市南陵县大浦新农村建设试验区为例

新农村建设中失地农民安置问题意义重大,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必然要求,但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着土地补偿、社会保障、农民发展等现实困境。为解决难题,需要构建合理的安置体系,包括失地农民安置政策机制、农民风险抵御能力培养机制、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在具体安置过程中,要集政府、新农村建设承接企业、失地农民三方力量,变被动安置为主动安置,变一次性安置为持续性安置,共同保证失地农民的合理安置。     

马克思主义农村工业化理论及其启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我党三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农村工业化问题。他们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工业发展必须要与农业发展相结合、与农民的致富相结合。农村工业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农村工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主体力量,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他们有关农村工业化的思想,对于新时期指导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破解＂三农＂问题,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现代农业,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种收入”：破解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难题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的农用土地被征用,使得失地农民在生活、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因此,把促进失地农民提高增收作为解决问题的重要突破点,分别通过进一步完善后续就业机制、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健全失地农民＂社会安全网等路径实现失地农民工资性、家庭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收入保值增值,乃是有效地解决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的关键。     

农民教育是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农民的全面发展包括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和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培育,而农民教育是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和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重要途径。通过农民教育可以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经营管理素质、法律素质和身心素质等综合素质,可以提高农民能力、发展农民个性,发挥农民主体性作用,满足农民多方面需要,从而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农民农”: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新的问题域——以上海郊区为例

"农民农"是相对于"农民工"而言,特指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区域从事农业活动的农民。通过近期沪郊调研发现,"农民农"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和"农民工"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作为经济因素承担着拾遗补缺的功能;二是为身为异乡异客的"农民工"提供家庭支持功能;三是作为嵌入的外来社会服务网络强化了节点效应。在当前城市如何与外来人口特别是从事所谓"低端行业"外来人员的和谐共生、共荣的问题上,对"农民农"问题的探讨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