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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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本文： | 洪汉鼎,黄小洲.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J].河北学刊,2012,32(3):1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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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姓名： | 洪汉鼎 黄小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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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 | 1. 北京社会科学院
2. 广西大学哲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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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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