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克莱夫·贝尔的“意味”

英国视觉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ＣｌｉｖｅＢｅｌ）的“艺术乃是意味的形式”命题早已为人所熟知。但学界对此命题的阐释和理解却很难令人满意，对已成为艺术家们口头禅的这一著名命题，只是指出贝尔论证上的某种失误（如中外均有人指出贝尔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即用“有意味的形式”和“能唤起人们审美感情的形式”互释）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能将此命题视作只是一个有关绘画艺术的形式主义命题，而对其深刻内涵不做发掘；更不将之联系于其美学思想整体和美学史资料及思想背景，尤其国内美学界对贝尔将“意味”与“终极实在”相联系所作出的近乎简单的否定也似有商榷之处。鉴此，本文力图将“有意味的形式”加以重新“品味”，特别对其中的“意味”联系中外美学思想及贝尔的美学整体加以较为细致的理解和阐发。这样做的结论是：贝尔美学的核心和有极大启发性的部分恰在他的“形而上学假设”即把“意味”与“终极实在”相联系及有关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