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再与韩明谟教授商榷

本文针对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学史论,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应注意学科化的社会学与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的区分。前者发展迟缓,却在中国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后者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其典型是乡村建设运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上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的。社会研究的领域十分宽泛,其历史应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中国社会学史的上限应以1898年为宜,下限暂定在1978年。其间,1911、1919、1928、1949,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年代,但不宜作为划分中国社会学阶段的天然界标。30年代“中国化”口号的提出,不是以有否“奴化的感觉”为转移,而是以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为前提。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学的应用过程。这个过程远未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