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旧体诗词楹联注释的再商榷

最近,我在《求索》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和《湖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上,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就有些注家对郭沫若旧体诗词和楹联的注释,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近日读《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的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疑点,兹提出质疑,望编注诸家和读者不吝赐教。一、说“商盘”抗日战争期间,沈钧儒和郭沫若同在国统区中心,他们时相过从,情深谊笃。沈钧儒爱石,“凡游迹所至,必拾取一二小石归,以为纪念”。侯外庐曾榜其斋曰:“与石居”。郭沫若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亦填《水龙吟》词以赞。词上阙开头一二句是:“商盘孔鼎无存,禹碑本是升庵造。”(《蜩螗集》) 所谓“商盘孔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的注释是:“商盘,殷代的青铜器,一般铸造精美,刻有铭文。孔鼎,指卫孔悝鼎,《礼·祭统》载有此鼎铭。”这里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