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命政治学回到“工业病理学”——对资本主义“生物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生物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其核心是以“扶植生命”为名，通过隐匿的操作使人的生物性生命和生存环境“合理化”来服从阶级统治和资本增殖逻辑，其后果是导致了“生命异化”。对此，虽然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分别从治理术和法律层面进行了剖析，但仅停留于对“病症”揭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工业病理学”思想是对“生物现代性”问题的“病理”分析，不仅揭露了生命政治化及其异化的“病症”，而且从根源上说明生命异化的病源在于生命和经济关系中劳动和所有权的异化，从而为现代化发展和生物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超越“生物现代性”问题必须从生命和经济的关系入手，坚持“人民为中心”的路径选择，巩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制度基础，夯实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优化人的永续发展的生态基础。